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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五日，以谢康笔名在《红旗周报》三十三期上发表《反对职工运动中的机会主义》一文，说上海事变后，职工运动中出现了对武装工人消极、放弃组织在业工人罢工、取消青工女工工作，放弃组织赤色工会等许多“不可饶恕的”、“一刻也不能允许”的“机会主义观点”。对此，“必须予以无情斗争与彻底的肃清”。并强调说：“工人武装起来，成为上海无产阶级最迫切的问题”，“只有工人武装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才是唯一的出路”。
三月三十日，以谢康笔名在《斗争》杂志第八期上发表《机会主义的领导与群众斗争的估计》一文，猛烈抨击被王明为首的党中央攻击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予以撤职的全总领导，说：“党与赤色工会对于全总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要“予以无情的打击和坚决的斗争”。
四月八日，以谢康笔名在《红旗周报》三十五期上发表《坚持沪西日商纱厂工人的罢工与反机会主义的斗争》一文，说当时存在着一种“等待与资本家坐在一起谈判复工”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一种“空喊罢工”的“‘左’倾机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党的任务是：“要无情打击‘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投降屈服，坚决的领导沪西广大的群众坚持罢工”。还说：“罢工运动的发展与坚持，不仅推动上海罢工浪潮更激烈的发展，推动反帝反国民党的斗争更大的高潮，而且是给苏维埃红军直接的帮助”。
四月十五日，以谢康笔名在《红旗周报》三十六期上发表《机会主义的职工运动总结》一文，批评刘少奇同志以中央职工部名义所写的《关于一九三一年的职工运动总结报告》，说这是对“职工运动的机会主义的总结”，“完全暴露了仲镜同志（刘少奇同志的化名）对于革命的形势估计不足，对于资本进攻的投降屈服，对于工人高涨斗争的诬蔑，降低了党与赤色工会的任务”，说明他一直坚持“与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和中央的路线绝对相反的路线”。叫嚷对此路线，“必须予以严重的打击”，“一刻也不能允许存在”。
五月二十日，以谢康笔名在《红旗周报》四十一期上发表《开展布尔什维克的火线，向着放弃职工运动的倾向斗争》一文，说以王明为首的党中央揭露了总工会工作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并撤销其机会主义领导之后，上海工会工作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变的开始，然而江苏省党委、团委却以消极怠工、旁观，实际是以官僚主义方式来应付职工运动的转变。因此，“党与团必须深刻的，一点不掩盖的认识自己的错误，发展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彻底的发动反对放弃职工运动，放弃罢工的倾向的无情的斗争，并把这一斗争深入到区委，特别是工厂支部。”
五月三十日，在《红旗周报》四十二期上发表《厂内工作问题》一文，说赤色工会没有坚定地去进行“厂内工作”，没有“有组织有准备的领导工人日常的经济斗争，组织工人的罢工”，因而它还不能称为“群众性组织”。
只有“加紧厂内工作”，才能克服革命职工运动中同群众联系不够和干部缺乏这“两大困难”。
七月五日，在《斗争》十七期上发表《谢康关于“开展布尔什维克的火线，向着放弃职工运动的倾向斗争”一文的声明》。这个声明是对江苏省委来信的答复。来信批评谢康：一，将党省委和团省委混为一谈，没有指出江苏省委在工会工作中已开始有了相当的转变，而只说“省委是以官僚主义方式来应付职工运动的转变”；二，将职工运动中的转变，只是“看作上海工联的成绩，将党的工作与工会工作对立起来”，“这是要工会脱离党的领导的工团主义思想”。谢康在此声明中，只承认上述第一点错误，否认第二点错误。
八月五日，在《斗争》杂志二十一期上发表《怎样组织与领导工人斗争》一文。文中提出三种办法：一，以工厂为基础改造职工运动，艰苦地进行厂内工作，巩固和创造工厂支部和赤色小组；二，拥护工人的日常的，那怕是很小的要求，坚定的动员群众为日常要求而斗争；三，改造和加强地方党部和工会领导机关，建立对于工厂支部、赤色小组日常具体的领导方式，将一切决议深入到支部和群众中去。
一九三三年（民国二十二年）三十五岁
春，临时中央因推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而在上海站不住脚，不得不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临时中央迁走后，上海成立上海局，康生留在上海局工作。
七月初，撰写《向着各种各样的倾向开火，为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方式而斗争》一文（发表在九月七日出版的《斗争》五十四期上），说江苏省团委在阶级决战的严重时刻，空喊示威、罢工、罢课，而没有实际行动和部署，
说这实际上是在“左”的旗号下，掩护或代替实际斗争，“偷运李立三的私货”。
七月中旬，带着老婆曹轶欧、小姨子苏枚离沪赴苏，出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从此改名为康生。到苏之初，他以“刚从国内来苏的中央领导”的身分，在东方劳大、国际列宁学院等院校作报告，讲党史、谈现状，大吹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是“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意见”，“体现了党的路线”。
十一月三十日，在《共产国际月刊》上发表《论国民党的中国境内中共之增长问题》一文。
十二月，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作了题为《非苏维埃中国内革命运动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的长篇报告，继续宣传“‘九一八’事变之后出现了各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形势”，国民党处在“分崩离析”之中。叫嚷“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战斗的任务”，就是“参加日益发展的工人斗争和罢工，坚决的把赤色工会变为广大的群众组织，夺取国民党黄色工会的群众”，“以便使苏维埃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成：功。”此报告，同王明的报告合在一起，作为《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一书，于一九三四年由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公开出版。
十二月三十一日，在《共产国际月刊》上发表《目前六次围剿的形势与红军的胜利》一文。
一九三四年（民国二十三年）三十六岁。
一月，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集六届五中全会，王明“左”倾盲动主义发展到顶点。康生在缺席的情况下，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
十二月，趁党中央随红军撤离苏区开始长征之机，伙同王明，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接管了东北的党组织。
一九三五年（民国二十四年）三十七岁
一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左”倾机会主义在军事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盲动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康生得知此会情况之后，不仅利用职权长期向旅苏的中共党员严密封锁，而且加紧吹捧、拥戴王明的活动。
上半年，以共产国际招待所——“留克斯”为基地，串连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劳大的一些中国学生，联名写信给共产国际，要求批准王明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六月，向东北党下达“王、康指示”，散布悲观情绪，借口“保存实力”，
分散东北党的力量，取消东北游击战争，使东北、的革命活动遭到严重破坏。
十一月，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上当选为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候补委员。
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举行宴会，庆祝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会上，康生突然向与会者提议：“拥护王明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并带头举杯“为王明同志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而干杯！”
一九三六年（民国二十五年）三十八岁
年初，乘苏联发动“镇反肃托”运动之机，伙同主明成立了一个所谓肃反办公室，自任负责人，照苏联的样子，在我党旅居苏联的党员干部中搞所谓“镇反肃托”运动。康生借机诬陷、逮捕、流放、谋杀了不少中共党员。
三月×日，当着王明的面，向即将离苏返华的吉合同志介绍说：“王明同志是我们党的总书记”。并嘱咐吉合同志：“回国后，要好好学习王明《在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
小册子“。
六月二十日，借悼念翟秋白同志遇害一周年之机，在巴黎《救国时报》上发表纪念词，公开宣扬王明、康生是“中国共产党领袖”。
七月一日，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十五周年”酒会。
会上，康生竟然举杯“祝王明同志健康”，并领头高呼“王明同。志万岁！”
十月，由苏去巴黎做支援西班牙战争的工作。
年底，由巴黎派人回上海传达他的四项指示：一，今后要联蒋抗日不反蒋；二，要联合黄色工会不反黄；三，要尽量采取合法斗争；四，要取消赤色工会。
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三十九岁
一月八日，同王明联名为《救国时报》题词，说：“不分党派，不问信仰，团结全民抗日救国，这是贵报一年来始终贯彻的主张；同时，也就是全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唯一出路。”
三月二十一日，在巴黎《救国时报》上发表《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的回忆》一文。
十一月下旬，同王明一起，经新疆回到延安。旋即被任命为中央党校校长，遂与江青在中央党校重逢。（注：江青是一九三七年八月隐瞒历史，混入延安，进中央党校学习的。）
十二月，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王明诬陷陈独秀是“每月领取日本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坚决反对同陈合作。康生对此表示支持和赞同。
此次会议上，康生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会后，他在中央党校作报告，大讲“一切为了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统一战线高于一切”。
一九三八年（民国二十七年）四十岁
一月，在《解放》杂志第二十九期和三十期上，发表一篇题为《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的长文，公开诬陷陈独秀是领取日本侦探机关“津贴”的汉奸。
同月，邀请王明到中央党校礼堂作报告。报告前，康向与会者大声介绍说：“这是王明园志，他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发起人。”
五月，江青扮演京剧《打鱼杀家》中的肖桂英，康生亲自出面为其打小鼓。
八月左右，改任中央情报部和社会部部长。
十月底至十一月初，出席在延安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上，王稼祥同志宣读了共产国际文件，传达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口头指示：“从中国革命实际斗争来看，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此次会议上，还批准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撤销了王明的长江局第一书记之职。
一九三九年（民国二十八年）四十一岁
三至八月，滥用职权，先后制造了所谓“叛徒特务钱维人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