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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澄衷学堂一年半的时间，是他所学所获最多、最快的一段时间。他在澄衷时努力学习的态度，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他废寝忘食地学代数，以致于两只耳朵几乎全聋了的故事，就是最典型的写照。由于他在上海所上的第一个学校梅溪学堂不注重英文，课堂上所用的英语课本《华英初阶》只有32页，上了一年，居然没有读完。然而，等他转到澄衷学堂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在《四十自述》里说：“在澄衷学堂的一年半，是我进步最快的时期。算学和英文都有进步。”这句话其实是过谦之辞。澄衷是用英文程度来作分班的标准，跟之前的梅溪用中文程度来作分班的标准，有异曲同工之处。澄衷学堂的许多课本也是英文的。他在《四十自述》里说他在理科班上用的课本是英文的，叫《格致读本》（The Science Readers）。英文课用的课本，根据他在澄衷写的日记，是Peter Parley的《世界通史》。
我们在前文引了胡适在1934年所写的回忆，他说：“我记得我们学堂里的西洋历史课本是美国十九世纪前期一个托名Peter Parley的《世界通史》，开卷就说上帝七日创造世界，接着说‘洪水’，卷末有两页说中国，插了半页的图，刻着孔夫子戴着红缨大帽，拖着一条辫子！”回忆不可靠，即使天才如胡适也不例外。彼得·帕里（Peter Parley）是笔名，他的本名叫顾利奇（Samuel Goodrich，17931860），是美国东岸纽约州南边的康乃狄克州人。他是美国内战前，出版青少年教科书的一个巨擘。他出版了一系列的教科书，范围包括地理、传记、历史、科学、故事等等。他晚年的时候，夸耀地说他一生出版了170种书，总销量在七百万册。胡适在英文课堂上用的书，是Peter Parley’s Universal History on the Basis of Geography（世界通史：按洲分论）。这本书其实是美国著名的小说家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在1837年，也就是说，在他成名以前，跟他的姐姐伊丽莎白捉刀代笔的。他们以彼得·帕里这个像注册商标一样慈蔼、周游过列国、会说故事的老先生为主人翁，带着读者一起想象他们是坐在一个汽艇上，去周游世界，审视各国的地理、风俗及其历史。这本书非常畅销，一直到十九世纪末为止，一再出修订版。日本的庆应大学，据说就采用这本书作西洋史教科书，日译本是在1876年由文部省出版的。＇11＇
胡适说这本《世界通史》“开卷就说上帝七日创造世界，接着说‘洪水’”。他的记忆是正确的。这本书说上帝创造世界的时间是在公元前4004年。这上帝开天辟地的时间是在公元前4004年的说法，是十七世纪一个爱尔兰的主教推算出来的，并不是唯一的说法，但为很多人接受。上帝创造亚当、夏娃的地点是在西亚的幼发拉底河畔。诺亚方舟、洪水的故事发生在公元前2348年。雨水是从该年的十一月开始，下到来年三月才停。当时，除了幼发拉底河畔以外，欧、美、非三洲都没有人迹。说完了洪水的故事，再根据旧约圣经叙述了希伯来人的故事，说他们出埃及、他们的先知，再说到耶稣的降生、上十字架，然后才开始叙述巴比伦、波斯，接着，继续向东说到中国。
胡适说这本《世界通史》只在卷末用两页讲到中国是不正确的。我所看到的几个不同年代的版本，都是从亚洲开始说起，这也许是因为上帝创造亚当、夏娃的幼发拉底河畔位于西亚。中国位在亚洲，所以中国史其实是在第一部的内容里。同时，中国史的篇幅不是两页，以1869年的版本为例，总共有十一页，分成三节。＇12＇因为是青少年读物，每节的内容都很简短，经常是用一两段话交代一个历史人物。第一节是《古代中国史》，有三页。1859年以前的版本，提到了伏曦，以及茹毛饮血的时代。后来的版本就删掉了这段，只提到了两个君王：一个是商纣，另外一个则是焚书坑儒、筑长城的秦始皇。第二节是《近代中国史》，其副标题是《中国皇帝逸事》，占有的篇幅，如果不扣除占有一页的五分之四篇幅的《孔子及其弟子图》，则有四页加三行之多。胡适说书中有一个刻着孔夫子的插图，“戴着红缨大帽，拖着一条辫子”恐怕也是不正确的。1869年版的《孔子及其弟子图》，所有站着的弟子确实是“戴着红缨大帽，拖着一条辫子”，但坐在桌子后边讲道的孔子则蓄着髯髯的胡子，头顶虽然光秃，但颅后的长发披肩。这一节的内容，从想要长生
不老的汉武帝开始，说到五代的后唐庄宗、一个为了与民休息而关掉玉矿的Changtsa皇帝＇注：此皇帝为谁不详。作者说是一个在三四百年前，即明朝，登基的皇帝＇、雍正，接着，就跳到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英法联军。
第三节的标题叫《中国的城市和习俗》。其中有几段值得提出来让读者一哂：中国人穿长袍，用一条丝带在腰间拢住。丝带上挂着一把刀，和两支吃饭用的筷子；中国人都是骗子，嗜于行骗；他们有许多恶习，比如说，父母如果生了太多孩子，养育不便，就准予把他们丢进河里溺死；中国人吃不择食，宠物可以杀了公开买卖作食物，很多人吃老鼠；妇人裹小脚；中国人的宗教很不堪，拜偶像，虽然各种宗教都可信，却完全没有虔诚之实可言。在1867年以前的版本，还有后来的版本所删除的一条，说中国人想结婚的时候，就付钱给中意者的父母，把她买下来，只是他在把她娶回家以前不准见她。这新娘是用轿子抬到新郎家门前的。这时，新郎把轿子的帘子掀起来，打量一下轿子里的新妇。如果他不喜欢新娘的长相，就可以把她退货送回家去。
我们知道胡适非常不满意这本霍桑写的《世界通史》。他在英文班上发起换书的要求，他在1906年3月20日的日记里说：“本斋英文历史前读Peter Parley’s Universal History，此书为宗教家所言，上古史皆傅会神鬼，如God、Angel之类充塞纸上，无俾学术，因发起请以Outlines of World’s History易之，已得英文教习允诺矣。”＇13＇胡适在次日的日记里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新读之Outlines of World’s History，著者为美人维廉·司卫顿，中皆哲学家言，解释‘历史’之界说，颇有至理，余甚喜之，拟暇日当为译成汉文也。”＇14＇
胡适在澄衷的时候，每读到一本他喜欢的英文书，就想把它译成中文。维廉·司卫顿（William Swinton，18331892）的《世界史纲：古代、中古、近代，特重文明史和人类的进步》（Outlines of the World’s History； Ancient； Medieval； and Modern； with Special Relation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Progress of Mankind）是1874年出版的。这本书虽然也是专为高中生所写的，却比霍桑在将近四十年前写的《世界通史》无论就内容或用字遣词而言，都要成熟多了，而且它的写法已经具有现代学院作品的格式。胡适当然会喜欢这本《世界史纲》，光是它的副标题，“文明史”、“人类的进步”，就会是胡适喜爱的。胡适在日记里说他喜欢这本书对“历史”所作的定义，说它“颇有至理，余甚喜之”。
值得注意的是，司卫顿说得很清楚，他这本书所界定的历史，是那些“已经跨越了自然原始状态，组织成政治国家的民族的文明史”。这些“文明”的国家都属于一个广义下的种族，那就是高加索族，也就是一般所通称的白种人。这个白色人种的家庭，包括古代的埃及、亚述、巴比伦、希伯来、腓尼基、印度、波斯、希腊和罗马人；当然，也包括近代的欧洲国家。其他人种，比如中国、墨西哥和印加人，虽然也已经跃离了野蛮的阶段，但他们的文明已如死水，对现代人类的进步殊无贡献。他们是在历史之外，换句话说，中国、墨西哥、印加人根本连在人类历史的舞台上跑龙套的资格都没有。研究他们的工具不是历史，而是人类学、考古学和语言学。＇15＇这一段话所反映的，不但完全是黑格尔一派的说法，而且也反映了十九世纪西欧、美国人对“民族国家”、“种族”概念的偏执与痴迷。换句话说，除了对“种族”的偏执以外，十九世纪“民族国家”的兴起，更使得欧美人把它拿来定义“现代性”以及衡量一个民族是否能进入历史范畴或舞台的准则。无须赘言，司卫顿的这本《世界史纲》一个字也没提到中国。
事实上，司卫顿所谓的“文明”、“进步”，其实就是阿利安种族（Aryans）的故事；他所要凸显的，就是阿利安是一个带领人类前进的种族。他虽然说他的《世界史纲》是高加索种族的故事，但他所真正要说的，是高加索种族里的阿利安人。他说，高加索族里分三大支：阿利安族、闪族（Semites）、含族（Hamites）。他说：“值得指出的是，我们＇即美国＇所属的种族——阿利安人——一直是人类进步的舞台上的主角。”含族是埃及和迦勒底人（Chaldeans），已经是古人，他们的荣华已逝；闪族是希伯来和阿拉伯人，他们除了一神教的贡献以外，别无所有。换句话说，阿利安人是现代国家的播种者，阿利安人的荣耀——思想上的伟大成就，或者在政治自由、科学、艺术、文学上的进步——都不是含族或闪族能望其项背的。不但如此，阿利安人是古希腊、罗马，不，不仅如此，是开天辟地的时候就已经不同凡响的先民一脉相承的继承人：
如果我们去追溯世界上进步国家的文明——我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等国家的文明——我们就会发现它跟罗马的文明是一脉相承的。罗马则又是希腊的传承。看，所有这些都是阿利安人；如果我们回溯到那些在原始时代在亚洲的阿利安人，这一族人，即使在当时，就一定已经迥异于一般的野蛮人，他们已经在政治、社会、宗教以及制作上作出好的开始。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阿利安人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进步的种族；所以，一部世界史，绝大部分就是要去表扬阿利安国家对人类共同文明遗产所作的贡献。＇16＇
这种阿利安至上主义，在我们今天看来当然是再赤裸裸也不过了。但是，对于一个刚满十四岁，才开始看英文书，对西方思潮的来龙去脉一点概念都没有的胡适来说，是完全不可能有识破这一点的能力的。即使在日本，反省与反响也是渐次滋生的，而且，也绝对不是在学的青少年所能为之的。我们在前文提到彼得·帕里的《世界通史》的日译本是在1876年出版的。司卫顿的《世界史纲》最早的日译本有两本，一本在1883年出版，另一本在1886年出版。在1880年代，明治中期，司卫顿的《世界史纲》取代了彼得·帕里的《世界通史》，取得了日本万国史教科书的龙头地位。“文明史”，或者更确切地说，由阿利安民族所主导的文明史，被奉为圭臬。一直要到1890年代，也就是明治晚期，对这种阿利安至上主义的批判才开始出现。＇17＇其实，即使胡适能披览群籍，他在当时所能找到的英文书，即便不是宣扬阿利安至上主义，也是西方中心的。比如说，他才开始读司卫顿的《世界史纲》，因为喜欢而想把它翻成中文。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