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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办公室柜子里有一套干净的便服，方便他偶尔通宵的时候换，瓦西里冲进昏暗的房间里，锁上门，匆匆脱掉制服，换上黑色衬衫和西装长裤。外面很冷，他没有毛衣，但也没有办法了。瓦西里把外套从门后的钩子上扯下来，穿上，确认走廊没人才离开办公室。远处，一部电话突然开始尖叫，响了许久都没人接听。走廊拐角传来脚步声，瓦西里躲进阴影里，紧贴着墙壁，等动静消失，才静悄悄地走向楼梯。
“安德罗索夫同志？是你吗？”
瓦西里僵住了。三个穿着制服的斯塔西出现在走廊另一头，他认得个子最高的那个，是第二十总司的一个上尉。瓦西里下意识地把手伸向皮带，他忘了带枪，但这个动作似乎暂时把斯塔西吓住了。他们隔着这段短短的走廊对峙了一小会儿，似乎终于意识到瓦西里只是虚张声势，第二十总司的人拔腿向他冲来，“安德罗索夫同志，站在那里别动！”
瓦西里转过身，往相反方向狂奔起来。
第23章
对一个并不打算全力往上爬的人而言，菲利克的仕途算得上非常顺利。1977年九月，派驻巴黎三年后，菲利克·奥尔洛夫回到了莫斯科，直接被难以捉摸的官僚主义之臂提拔了好几层楼，放到科里亚叔叔身边，充当“私人助手”。他在这个不起眼的职位上安静地待着，像只尽力和阴影融为一体的斑鸠，不发表意见，不表现任何倾向，但特勤处雇员对菲利克的态度还是变了，半是忌惮，半是恭敬，老猫头鹰快要退休了，谁都能看出来“助手”实际上是他的传声筒和代理人。
军情六处让他“自行判断”和瓦西里的关系，菲利克最终决定不靠近，然而实际效果却是若即若离。两人在菲利克回国之后第一次见面是因为小宝宝的生日，尤利娅的女儿，刚满一岁。菲利克礼貌地拒绝了“来抱抱小家伙”的提议，躲到一边，看着其他人绕着婴儿打转。婴儿浑然不觉，在带花边的蓝色毯子里呼呼大睡。
瓦西里很迟才来，把一个随便用尼龙绳扎起来的礼物盒放到桌上，先吻了妹妹，拥抱了妹夫，然后弯腰吻熟睡的外甥女，把她从妹妹怀里接过来，悄声对她唱歌。直到瓦西里抬起头，目光和菲利克对上，菲利克才赫然发现自己在盯着对方看，脸上挂着没来得及藏起来的微笑。瓦西里也勾起了嘴角，但没有过来，很快移开目光，继续和尤利娅谈话。菲利克靠着墙壁，不自在地扭动了一下，想走过去，马上打消念头，双手放到背后，紧紧交握起来。
1977年也是属于瓦西里的好年头，反间处处长波里斯·普卡耶夫年初退休了，接替普卡耶夫的就是瓦西里的父亲，今年刚晋升上校。到菲利克回来的时候，瓦西里已经坐上了柏林办公室的第二把交椅，同时负责外派人员的反渗透调查，用克格勃的话来说，就是管理猎人的猎人，瓦西里喜欢形容自己是除草的，巡视着苏联的广袤麦田，发现野草或者看起来像野草的东西一律割掉，不问缘由。他不喜欢别人说起他父亲，坚称自己得以晋升是努力工作的结果，断然不是父荫。菲利克就没那么笃定了，凭他的履历，应该不足以让科里亚叔叔张开翅膀把他揽进怀里，要是父亲没有从中撒布人情的鱼饵，菲利克会很惊讶的。
在科里亚叔叔的暗示下，菲利克开始学英语，每周三次到一栋没有门牌号的水泥建筑里去，坐在一间通风不好的教室里。班上的人年龄参差，有刚招揽进克格勃的新毕业生，看上去还是个孩子，也有四十多岁的外交官，一脸厌倦。所有人互相之间都不说话，揣着属于自己的小秘密，从“你的名字是？你今年几岁？”开始攀爬新语言的滑溜山路。最开始的老师是个瘦瘦小小的波兰人，用那种被烟和酒摧毁了的嘶哑嗓音解释语法。后来又换成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英国人，俄语说得滴水不漏，自称是六十年代叛逃来莫斯科的，并且在伦敦、华盛顿和伊斯坦布尔都闹出了不小的动静，听他说话就像在听电台直播。菲利克每次见到这位把领结打得一丝不苟的归化公民，就油然而生一种单方面的战友情谊。这位绅士已经走过了那条菲利克正在跋涉的险恶林间小路，虽然方向相反。他以后也会变成这样吗？在伦敦的某栋同样灰蒙蒙的建筑里，无名无姓，给新来的外勤上俄语课？但菲利克不是叛徒，他绝不会逃离苏联。他只是稍微折弯了规矩，救下无辜卷入冷战的人而已，这可不能算背叛。
在回家的电车上，菲利克最常做的白日梦是规划逃亡路线。要是事情真的变得糟糕透顶，他可以偷一辆车，疯狂往西开，直到没油为止，然后徒步穿过散落着集体农场的荒野。但这样太慢了，克格勃有车和军犬，不到十二小时就能把他抓回来。也许应该优先考虑夜班火车，那种带有肮脏卧铺，次晨到达列宁格勒的。这个时段，车上不管是乘务员还是旅客都疲惫不堪，而且多半都喝醉了，一门心思打瞌睡，不会注意到什么异常。不过克格勃可能在途中任何一个站截停火车，上来搜查，就算他顺利到了列宁格勒，接下来要怎么到边境去？去哪个边境？怎么过去？
莫斯科是个逃不出去的铸铁笼子。
克格勃没有派人跟踪他，至少菲利克没看见。出于这一行里人人都有的被害妄想症，他还是不停地借助商店橱窗或者路边汽车的后视镜观察街道。这里毕竟是莫斯科，他得比身在异国他乡的时候更警惕。每天早上他都会把布兰登给他的号码在脑海里翻来覆去背一遍，这个号码不会有用的，他知道，布兰登也知道，这不过是军情六处一个表示友好的姿态，一份纪念品，好看，百无一用。
他第二次和瓦西里见面，出乎意料地，是在楼梯上。那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菲利克开会回来，在隔音室里关了四个小时，衣服上全是烟味。瓦西里坐在六楼和七楼之间的楼梯平台上，两人互相把对方吓了一跳。瓦西里试图起来，又重重地坐了回去。菲利克能闻到他身上的酒味，伸出手去，想帮他站起来。瓦西里摇摇头，抓住楼梯扶手，把自己拉起来，踉跄了一下，靠在墙上。
“你回来晚了。”
“你也没有很早。”菲利克扶住瓦西里的手肘，以为对方会挣脱，结果并没有，“你喝醉了。”
“工作的一部分。”
“那我很庆幸我的工作和你的不太一样。”
“我知道你的‘工作’是什么。”瓦西里口齿不清地说，听上去就像诅咒一样，菲利克愣了一下，瓦西里用力把他推到墙上，牢牢压在那里，仿佛菲利克是个现行盗窃犯，“我不需要证据，我能感觉出来。”
“你喝太多了。”菲利克尽量温和地说，并不试图挣脱，“回家去吧，瓦西里。”
瓦西里把他的手腕攥得很紧，像是要测试腕骨在多少压力下会折断。他盯着菲利克，有那么几秒钟，菲利克想把一切都告诉他，死去的文学教授，马赛的海鸥，尤哈斯，布兰登，可以看见小院子的公寓，热茶和巧克力饼干。不过这一瞬间很快就消失了，瓦西里吻了他，牙齿撞上他的下唇，一阵疼痛。这太危险了，要是有人碰巧出门，或者上楼，就会看见他们，但他们哪一次见面不危险呢？他和瓦西里的关系就是绕着危险来建立的。作为报复，菲利克咬了瓦西里的嘴唇，后者从喉咙里哼了一声，抓住菲利克的脖子，拇指刚好按着他的喉结。
楼上某个地方，一扇门砰地关上。
他们互相把对方推开了，一个靠着墙壁，一个靠着楼梯扶手，喘着气，一起往上看。脏兮兮的、沾着蛛网的灯泡照亮了楼道，没有脚步声，没有人下来。两人看着对方，像是刚刚从梦中惊醒。菲利克等着瓦西里说点什么，但对方什么都没有说，步履沉重地走上七楼，钥匙叮当作响，门打开时发出干涩的摩擦声，关上，锁舌咔嗒一响。
菲利克在梯级上坐下来，就是瓦西里不久前坐过的地方，盯着手表，十一点四十二分，他打算过十分钟再回去。短暂的热情退去了，他现在浑身发冷，翻来覆去地咀嚼瓦西里刚才那句没头没尾的话，他只是喝醉了吗？还是真的知道了什么？克格勃之所以不派人监视他，是不是想给菲利克一种安全的幻觉，等他自己犯错？是瓦西里一个人怀疑他，还是反间处已经盯上了菲利克？他很想和布兰登说话，跟他讲瓦西里，听情报官分析这件事。
菲利克一直等到自己能控制这些沸腾的不安情绪，才站起来，向楼上走去。就在他蹑手蹑脚穿过漆黑的客厅到卧室去的时候，挂钟敲了一下，十二点半了。
——
后来，早上上班的时候菲利克时常在门口碰到瓦西里，对方始终摆出最佳表演姿态，问菲利克要不要搭便车去总部。他第四次这么提议的时候菲利克答应了，两人一路上没说过一句话，只有电台在单调地喋喋不休，快到捷尔任斯基广场的时候，瓦西里伸手把电台音量拧大，音乐一下子灌满了整辆车，反窃听的常规动作之一，只要他们小声说话，就不会被克格勃安装在车里的窃听器捕获。菲利克等待着，直直地盯着挡风玻璃。今天下雨夹雪了，冷得厉害，细小的冰粒和雨水一起洒落在玻璃上。
“我很想念你。”瓦西里说，声音很低，菲利克几乎以为是自己的幻觉。他应该回答“我也是”，但这句话不知怎的卡在喉咙里，怎么也说不出口。瓦西里用力抓着方向盘，好像要徒手把它拆下来。
“瓦西里。”菲利克开口。
“我们到了。”瓦西里宣布，车在大楼的阴影里停下，他关掉了车载收音机，“进去吧，菲利克·安德烈耶维奇，别给自己惹麻烦。”
瓦西里从没这么叫过他，现在也不是问的时候。两人的办公室在不同楼层，分道扬镳的时候也没有道别。自此之后瓦西里就再也不发出邀请了，就算再在走廊里碰面，也只是相互点点头，擦肩而过。
莫斯科时刻令他紧张不安，对比起巴黎，这个他长大的城市就像个废弃的舞台，到处都是蒙尘的道具和虚假的布景，填充着游魂一样的人们。令事情更糟的是，父亲又催促他结婚，不为别的，而是因为在克格勃，婚姻是履历表上的必填项。一位正直的克格勃必须有个家庭。
“你甚至不需要喜欢你的妻子，她也不需要喜欢你。”父亲指出，“就是互相合作，填上档案里的空缺而已。”
“好的，爸爸。”
为了应付父亲，菲利克不情不愿地去野餐和舞会，心思根本不在约会上，女孩们也不喜欢他。他不知道总部什么时候打算再把自己派出去，也不确定还没有没有这样的机会。菲利克不敢问科里亚叔叔，也不敢表现出很想到“外面”去的样子，免得被怀疑居心不良。克格勃替他支付学费的英文课程已经接近尾声，菲利克猜测新的外派地点也许是加拿大，这也不错，加拿大是前往美国的跳板，要是他能到美国去，那回来莫斯科的时候，应该能轻松摘得上尉军衔。而且军情六处更容易和他见面，克格勃在魁北克的耳目远远不及在巴黎的三分之一。
然而科里亚叔叔，因为他是科里亚叔叔，以难以揣摩闻名。1978年秋天，离开巴黎一年之后，菲利克通过了新的保密等级评估，又被送了回去，这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