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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和毛巾是给你的，”他拧到一半抬头看我，“背包脱下来吧，都湿透了。”
我才想起包里还有一叠谱子和记录灵感的歌词本，忙打开检查，还好，帆布包虽然不防水，但东西都没湿。
翻乐谱的时候塞林格已经没拧衣服了，他在看我，准确地说在看我手上的乐谱，满是水的手垂在膝头。在这个人面前这么紧张这些半成品，怎么看都有种班门弄斧的感觉。我略局促地把东西放了回去，背包也放在了茶几上，这会儿裤子还是湿的，坐哪儿都不舒服，就不如站着了。
一不小心对上塞林格的眼睛，他可能已经习惯和粉丝（或者狗仔）的视线短兵相接，也不会对我表现出的过分小心有任何不适，目光直接指了指桌上的水杯。我会意地拿起来，刚要说谢谢前辈，女助理推门进来，把一板感冒药拿给塞林格，转头见水杯握在我手里，面带诧异。在她背后，塞林格直接把那板药塞到一边，问我有没有受伤。我说没事，也注意到女助理脸色不怎么好，就把手上没喝的水放下了：“刚刚真是对不起，害前辈差点翻车。”
这下女助理看我的眼神更不友好了。
塞林格说以后记得看红绿灯。
这样的话从塞林格口中说出，不带一丝说教和责难，我想他一定经常这样提醒犯蠢犯浑的粉丝，以后记得看楼梯，以后记得看路，以后不要老盯着我……
虽然他并不记得我是他粉丝。
我点点头，Wendy姐这时打来电话，问我到公司了没，挂了手机我向塞林格告辞，走到门口，忽然又被他叫住：
“等一下。”
我回头，他看着我：“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是见过，我说就在你们的歌友会上，上次许章哥来找我帮忙伴奏。
“不是那次。那次我当然记得。”
我心里咯噔一下，看着他仿佛在回想的表情，有种冲动想现在就告诉他，这一年半，你就是支持我走下去的动力，我就是那个你说过很有才华的唱作人。
可是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我以前不是谁，以后再也不会是谁了。
“那真没有了，前辈大概是记错了吧。”
话都是笑着说的，心里却有种微妙的羞耻感，我知道不用为耳朵的事自我羞耻，那不是我的错，然而在他面前这种感觉还是挥之不去。
——
我没和Wendy姐说耳朵的事，只和她确认了明后天的通告。回到家时有点感冒，担心喷嚏的症状加重耳朵的负担，打算下楼买药，拉开背包拿钱夹时，才发现里面竟然有一板感冒药。
……所以塞林格当时随手一塞是把药塞我包里了吗？
拿着那板药在沙发上坐下，药壳上还沾着一丝冰凉的雨水，来自塞林格的手，我剥了一片胶囊放在手心，想到他因为不想吃药就干脆拿给我，全程若无其事的样子，有些啼笑皆非。
晚上在浴缸里放满热水，搬来这个单身公寓才两周，这个浴缸还没有用过。躺进去，可能因为吃过药，也可能因为耳朵的不适，水声听起来带着某种梦幻般的潮声，眼前白雾缭绕，很不真实。
小时候我向外婆承诺将来要送她一个浴缸，这样冬天泡在里面就不会冷了。如此小的愿望，也可以落空。
迟早有一天我也会接受耳朵已经不行了的事实，就像多少年后的今天，再看见电视里那些痛失亲人的剧情，也可以麻木到不再鼻酸。只是到那个时候，我会变成什么样子？戴着助听器，或者连助听器也不管用，只能打手语？我还会开口说话吗？还能记得那些歌的旋律吗？塞林格这个名字，对我来说还会有任何不一样的感觉吗？
我怕的是那样的我。
如果上天问我，在彻底聋掉以前还有什么愿望，那么我想再写五十首歌，再去听十次LOTUS的演唱会，想把关于音乐的美好记忆再烙印得深一点。如果这样太贪心，打个折也没关系，拿一半寿命去换多听几年也不觉得可惜。听不见的人生，哪怕再给我荣华富贵的五百年，我也不想要。
可惜没人能和命运谈条件。我只能希望接下来的时间能过得慢一点，希望能听得见的日子尽可能长一点，能唱歌的日子尽可能长一点。
——
医生的话或许没错，但与其战战兢兢等着所有声音消失的那一刻到来，不如放纵自己最后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像癌症病人用最后的生命环游世界。我还是照常写歌，照常唱歌，不想等真聋了，再来徒劳后悔。
但到底还是纸包不住火。一个月后进棚录新EP，被监听耳机里的伴奏一震，左耳一下子又变得迟钝起来，可以叫暂停，但我就是不想，心里有股愤愤的情绪，副歌时有个高音，我就等着它来，仿佛只要痛痛快快唱出这个音，就能冲破蒙在耳朵上的阴翳。然而胸腔共鸣的刹那，耳朵里突然像被针扎了一下，痛得我一把捂住耳机。录音中断，录音师从没见过这种情况，以为是设备问题，我说没事老师，耳机没问题，我们把这首录完吧。
录音老师看我的脸色好像见了鬼，可能我当时的样子看起来真的有点凶？老师答应继续录，录到最后一段副歌时，我看见Wendy姐来了，她没有打断我，站在门边一直等到录音结束。
看见我的时候她好像是什么都猜到了，那天下午她陪我去了医院。从医院出来我和她都没有说话，良久，她才说，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你的人生还很长，还有很多可能。
然而走音乐这条路的可能是彻底没有了。我说：“Wendy姐，新EP的两首我都录完了，母带可以给我吗？”
Wendy姐没说话，点了点头。
“谢谢。”
接下来一周一切停滞，只有Wendy姐和我通过几通电话，她说很抱歉，但她必须把我的情况告诉上层。
“但是你放心，”她说，“不会有解约金的，大家都很遗憾。”
也不能说公司无情，娱乐公司又不是慈善机构，如果我是眼睛瞎了，没准他们还是会给我这个当盲人歌手的机会，可谁叫我要学贝多芬，而我又不是贝多芬。
我说我理解，起码我还可以给公司写歌，对吧。
我还没真聋，不想别人拿我当准聋子看待，说话小心翼翼，仿佛声音大一点我就能聋了或者抑郁了。不唱歌，写歌总还能再写两年的。
“当然，有好的作品我们一定欢迎，你现在最重要的是调整自己的心态。”Wendy姐说，“其实，唱不唱得了歌，习惯了就觉得也不是那么重要了，一些退居幕后的人也一样能很成功，像LOTUS，塞林格也是从台前挪到幕后做乐手的。”
我愣了，这我真不知道。
“我也是听说的，”Wendy姐说，“以前塞林格一直是乐队主唱，他那时声音和现在很不一样，但是他出了一次事故，伤了声带，后来就做吉他手了。LOTUS成军的时候，据说他本该是吉他手的，但是因为石头的吉他也很棒，总有一个人要妥协，最后塞林格妥协了，那时很多人不理解，觉得塞林格屈才了，LOTUS早期的乐迷中甚至有人埋怨过石头，但是石头说，吉他有他这样的水平就很足够了，但贝斯绝对不能将就。”
Wendy姐不懂摇滚，但我听得明白。塞林格在乐器方面天赋造诣很高，如果要从吉他手转贝斯，只有他能做得最好。贝斯不同于吉他，是易学难精的乐器，但却是摇滚乐队看不见的灵魂，贝斯精彩，LIVE才能精彩，贝斯震撼，现场才能震撼。如果只满足于给乐队铺个低音垫个节奏，那随便什么人来弹它也无所谓，但石头哥想把乐队推向摇滚界的巅峰，他必须要有一个最棒的贝斯手，不但弹得一手好贝斯，还能编写处理好贝斯线。好的吉他手很多，这样的贝斯手却太稀有，这个角色只有塞林格能担当。
当塞林格开始在短时间内精通贝斯，LOTUS的摇滚一出场，便厚重浓郁，甩开别的乐队天渊云泥般的距离。以娱乐圈世俗的眼光看，会说LOTUS是因为季诗的颜值和塞林格的绯闻才成为天团的，但所有摇滚人都明白，LOTUS是因为有个天才的贝斯手才能站在那么多摇滚乐队的顶端的，去过他们的现场就知道，哪怕季诗再破一百个音，塞林格的贝斯线也有一千种办法震撼你。
我不知道塞林格还有这样的经历，他在网上的经历一片空白，又酷又神秘。本不该这么想，但知道他原来是从主唱转吉他又转贝斯后，才真正成为我的偶像时，似乎真的找到了那么一丝安慰。
——
去公司解约的过程并不顺利，因为当初签的是新人合同，签约期内所有歌的版权都是卖断给公司的，但既然要解约，我想争取将已经发行的迷你专辑里的歌曲版权收回来，但是公司不同意。
和我谈合同的不是Wendy姐，是公司音乐部负责合同的专员，对我的要求相当无动于衷，自然，当初合同就是那么签的，他有权对我无动于衷，他说可以再追加一笔买断费，但是版权还是得归公司，说完就站起来，仿佛很忙，让我回去考虑好再约时间谈。
他拉开门的那一刻，我甚至从他眼里看出来，他觉得我就是个靠着自己耳聋来博取同情心，想占便宜的人。可是这种时候我还是得厚着脸皮争取：
“汪老师，公司没了我的歌，还有那么多好歌好艺人，可我只有这些作品，我现在已经不能唱歌了，没准有一天连写歌都写不了，如果这些歌曲的版权全给了公司，那我真的一无所有了。”
可怜吗？有点吧。可怜的不是耳朵要聋了，而是必须得拿耳聋来说事，如果耳朵没有得病，如果我未来还可以想写多少歌就写多少歌，我还会把这几首歌看得这么重吗？
对方朝我一耸肩，说年轻人，我没办法，当初合同就是这么签的，你这么做不合理。
“不合理但是合情吧。”
这声音来得很突然，我却很熟悉，更加吃惊。
合同负责人扭头看向身后，我也朝门外看去，走廊的沙发上坐着一个人，黑夹克，修身的黑色长裤和短靴，正弓着背刷着手机。
合同专员认出来，“啊”了一声。
塞林格抬起头来：“你们这么做还有没有点人情味？”
合同专员看了看我：“他的遭遇我也同情，但一码归一码……”
“懂。”塞林格起身打断他，朝我看过来，说，“你想要回歌曲的全部版权吗？”
突然看见他我脑子又钝了，想起那天那一波白浪从他车轮下朝我拍过来，我沉浸在自怨自艾的情绪里，觉得那是老天爷派他来给我最后一击。实在可耻，塞林格对我来说，怎么可能是一种打击？
我要那些歌，很肯定地点头。鼓励也好，建议也好，这个人现在依然有着一句话就能让我走到底的力量。
“你已经签了合同，估计通过这种方式你是拿不回来了，”塞林格说，“我有一个建议。”
“什么建议？”我洗耳恭听。
“我帮你买回来，你所有歌曲的版权，你来做我的助理。”
“……”我以为我耳朵当真聋了，聋到只剩幻听了。
合同专员也不敢置信地睨着塞林格：“等等，这……不太合适吧？许章能同意吗？”
这话一定犯了塞林格的禁忌，他皱眉瞥了合同专员一眼，似乎什么都不屑再说，而是把手机递给我：“你来看看哪些是你要买回来的歌。”
塞林格手机页面上正是我在原创音乐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