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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我的意思是，我包庇你，出车出人，你还要我一路送你到云南？”
“出了黑龙江，我来开。”
“为什么？”
“我怕你一直开到云南太辛苦。”
“我是问，为什么非要等出了黑龙江，你才帮忙？”
“我是省内通缉，没准儿下个收费站的女收费员正拿着我的传真照片感叹这个杀手有点儿帅呢。”
她侧身看我一眼，吐口轻烟在我脸上，说：“你还真挺帅的。”
我一时没话说，看着前方，很无聊地从后视镜上记住后面三辆车的车牌。
“嘿，我发现跟你反着来，说不赢你，就顺着你说才对。原来你也有不好意思的时候。”
我打着OK的手势说：“三Q。”
“我们现在算是在路上了，是吧？”她说。
“对。”
“在路上？”
“对。”
“你没看过那本书吗？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
“如果我承认我快十年没看过课外书了，你会不会鄙视我？”
她笑了，很开心，舌头都露出来了，说：“我也差不多十年没听人提‘课外书’这个词了。”
“那怎么称呼？”
“书。小说，诗歌，散文。”
“诗歌我知道，跟歌词似的，句句不连贯，还断行。但小说和散文有区别吗？”
“有，很大的区别，就好比你们刑侦这一行，自杀和他杀。”
“但是凶手都想办法做成自杀的假象，很多警察就察觉不出区别了。”
“我不想跟你这么比较了，很累。像我们这样，拿一个你熟悉的领域来说另一个你不熟悉的，在文学里这叫什么修辞来着？”
“不知道，类比、对位、通感，三选一吧？”
“我喜欢‘对位’这个词，很有感觉。”
“什么感觉？”我问。
“我也讲不清，就感觉这世上冥冥之中还有个人像你这么活着，你快乐，他也快乐，他死了，你也死了。因为你们就是为了解释对方、感受彼此而相互存在的。”
“真玄。”我也找支烟抽，被她引导得寻思一些事，后来我把疑问提了出来：“欧阳桐还爱看书吗？”
“看，超级爱看，比我看书多。他不怎么买书，可但凡经他手的书，他都会马上读完。我感觉他仅仅是对阅读有快感，只要是文字，读什么都满足。有时候在我车里没书，他也会把街上发的雅思英语培训单一字不落地读完。”
“他以前就这样，十几岁我们还住在一起的时候，他连我书架上的《养一只好狗狗》都读。你要知道，那书是我们刚养大力的时候买的，但谁都没读进去，就他读完了。讽刺的是，全家人也只有他，没给大力喂过一次食。”
“哈哈，别说了，我感觉他又活了。”
“我那时很佩服他，真的，就是弟弟佩服哥哥的那种，就算他只比我大一刻钟，但我感觉他比我大好多好多。他比我独立，比我有胆量，比我话少，我感觉他比我父母、老师还要成熟。后来他把丹丹拐跑了，我就觉得他变坏了，变得不可救药了。直到刚才我还这么想，他是由好人变成一个坏人的。我一直假想他是个坏人，这想法是不是有点儿自作聪明？”
她烟抽得差不多了，从窗缝弹出去，关好窗户，肯定道：“是挺自作聪明的。”
“你故意拿话刺我？”
“拜托，是你问我，我才回答的，又不是我忽然指责你什么。”
“那也不能这么说，你该说‘你还好啦，毕竟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嘛’。”
“哦，你还好啦，毕竟有人不要脸，还装脸皮薄嘛。”
“你说的对，我有一次去图书馆，白墙上贴着红字，温家宝的话，大概说一个不读书的人和一个不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当时我就想，完了，总理都这么说了，我一辈子也别想超过欧阳桐了。可见在我潜意识里面，欧阳桐永远比我强。”
“一个不读书的人？那你去图书馆干什么？”
“工作，有人死在那儿了。”
“死在图书馆？怎么杀的？被书拍死的？”
“准确点儿说是图书馆的资料室，没什么人。你回想一下，小学课本说马克思写《资本论》，在大英图书馆查了十多年资料，他一个德国人在英国，天天都能占着座，可见那种地方实在是没人去。那次就是这种情况，监控录像显示，就他一个人进去一天，再没人进去过。”
“那他怎么死的？看哪页太刺激了，心脏病？”
“氰化钾，《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的手段，有人在页脚抹了氰化钾。”
“是书你就没看过，《金瓶梅》你倒是轻车熟路哈。”
“我读《金瓶梅》主要是想里了解西门庆是什么人，以此为戒。”我继续说，“那我们就查吧，暂定五年内所有借过这本书的读者，其实是学者啦，有二十几个，这些全拉到嫌疑人名单里。”
“干吗查五年的，这个死了，直接查上一个借书的不就行了？”
“不是所有人都是舔着书看的。我不看书，我就是看书也不舔书。”
“对哈，我也不舔。那就很难查呀，因为没动机嘛，完全是满足心理快感。”
“我欧阳楠是一般人吗？照样结案。这二十几个人有一个叫文恒的，听这名字就是教授命。他是唯一一个在借书期间死的，半年前。当时死因是心肌梗塞。”
“那应该很老了吧？”
“你对教授有偏见，”我说，“现在四十多岁的教授有的是。”
“哦，英年早逝。然后呢？”
“我把罪名安他身上了，可以吧，咱完成任务，又不冤枉好人。”
“好像有点儿不道德。”
“那你说怎么办？你都说了，这事没法查，再说二十几个全是专家学者，我警车天天停人家门口，估计有几个脸皮薄的得组团上吊了。”
“那就不查呗，还带你这样乱掘坟的？”
“不结案，年底你给我发奖金呐？”
“切，我给你个大嘴巴。”
我看了眼她的手表，两点半，大年初五的凌晨两点半，马上是新年的最后一天。这个虎年过得有点儿颠三倒四，不然也没好，全家人刚没。我有点儿困了，闭了会儿眼睛有点儿不好意思，打着哈欠说，我们再聊点儿，聊欧阳桐吧。
这让她无精打采，问我欧阳桐有什么好聊的。
“了解他的一生是我接下来的工作。”
“你的工作不是瞎编结案报告吗？”
“讲讲他，随便讲点儿什么。”
“讲什么都行？”
“All about him。”
“那我讲他的床上表现，行吗？”
“你敢讲，我就敢听。”
“好！”她长按一声喇叭，作为开场，故作陶醉地说，“他特别棒，是我见过最出色的。《阿凡达》三个小时，如果他想的话，他能让我享受两部电影的长度。”
我摇摇头：“那是他对你没感觉，有感觉的话，照你这么漂亮，一两下子就忍不住了。”
她突然减到五十公里的时速，在高速上这跟急刹车没两样。她看着我，表情严肃，一字一句地说：“欧阳楠，你说话真是既好听又露骨。”
我想问她，你是喜欢好听还是喜欢露骨。但我忍住了。自觉不自觉，我都不该勾引她。我有任务在身，领了投名状的。按照步骤我该先搞清楚欧阳桐到底是谁，这些年他在干什么，甚至他十八岁来我们家之前他都干过什么。况且除了我自己，没人能信任。陈洁？我始终认为她不是个小角色。
**2
2001年，一个和我长得一样的男孩背着尸体出现在我们家，放下尸体的一刻我才算第一次见到了我亲生父亲。事实上根本看不出他五官什么样儿，瘦得皮包骨头，从双眼的腐烂扩及半张脸，很有可能是死于艾滋病。他留给我更多的是气味，弥漫在整个客厅浓得化不开。我后来上警校跟朋友喝酒提起这个，几次想拿点儿他们熟悉的东西形容这气味，比如海鲜市场，或是断电俩月的冰箱门打开那一刻，但都不是。直到我实习经历了第一次现场，看到第一场谋杀，那种似曾相识的记忆回来了。我才明白这气味是独一无二的，只属于死亡。
那个姓欧阳的—我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没记住—也许到死都没能想到，他这一辈子最终会凝聚成一股难闻的气味，成为他二儿子对生父唯一的印象。真他妈丢脸！
那年我十八岁，欧阳桐都大一退学了，我还在念高三，考虑这辈子能干哪行。有时候我也在想，是什么让他决定带走欧阳桐，而不是我，使得我俩的命运截然不同？那段时间，宿命论困扰了我高中最后八个月，我信这个，我和他生来就是不同命。不然怎么解释？他只比我大十几分钟，他桐我楠，自然发展我们都会成为坚强刚毅的木命男人。我们同样相貌，三岁以前我们连性格都应该是一样的。绝对有可能，我父亲醉生梦死，奔走云南的时候自己都不清楚抱走的是哪个。这都无所谓，他没感情，他目的只有一个，抱走我妈的孩子，让我妈养他十五年。
我妈离婚三个星期就跟王总结婚了，可见他们之前就好着，好了几年。后面很容易猜，王总应该跟我父亲谈了一次，我父亲答应让道，给我妈腾出二次婚姻的通道。妥协不是白让的，也许王总答应拿出一笔钱，让我父亲走人，就像电视剧里的烂桥段。每当这种情节，总会有个穷酸小子昂首说：“不！我是真心喜欢她！我不要你的臭钱！”
算了吧，首先我生父是否爱我妈都没法说，还有，钱分香臭吗？对他来讲，能买粉的钱都是好钱。可这笔钱不经吸，钱再多也经不住吸毒。半年都没挺过去，他又缺钱了。要么他自己想的，要么毒友的馊主意，他要求领养儿子。法院不会给他，但他有筹码，我前妻和那姓王的都是婚外情！狗男女！乱搞男女关系！可能他还说了更难听的词。那是什么年代呀？这种事说不好都会挂着鞋游街。我妈哭着同意了。
他如愿带走一个，管他是哪个，走得远远的。然后写封信，说他们在云南，没钱租房子，他抱着欧阳桐睡火车站；说没钱吃饭，他和欧阳桐要的饭菜都馊了；说欧阳桐生病，去不起医院，在家使劲儿养，没准儿不会死。一个月一两封信，我不知道，我妈不知道，丹丹后来告诉我的，信全让王总扣下了。他给我父亲写回信，要他以后把信寄到单位，再把钱汇过去。每个月都是，王总哪儿来的钱，他不会是偷着卖血吧？他觉得他对欧阳桐有愧。
有那么几个星期他没有收着信，这都十几年了，就这俩月没收着。他掏出我父亲的最后一封信看看，这封信他没有回，我父亲依然要钱，这次太过分了，数目太大，说是赎命。王总受够了，不回信谴责，也不去银行划账，他选择沉默。那边也不再来信，一个月没有，两个月没有。王总开始倒数日子，他知道有大事要发生，他把我们的客厅搬到阁楼上，竖起耳朵等着就快来了的不速之客。那段时间我们还以为，王总是被那些法制新闻吓坏了呢。直到有一天，一个陌生少年在楼下用钥匙划门，王总冲下去开门。不用问就猜出这是欧阳桐，我妈妈的另一个儿子。见到他的一刻，王总终于释然了，那个勒索者终于不会在他这儿继续领长期饭票了。而且，超乎他想象的是，眼前这么大点儿的孩子，居然仅凭一己之力，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