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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航班，海因斯先生。他们决定把你送回波恩。”他耸了耸肩。
“波恩？”
“杰拉德说这样更‘经济’。”
海因斯并不知道杰拉德是谁，但这并不妨碍他认为这人是个蠢货。他从卢顿机场起飞，降落波恩的时候风雨交加。罗杰和一辆布满刮痕的大众等在停机坪边缘，伞一点用处都没有，两人从肩膀以下都湿透了，冷得发抖。山峰彻底被低垂的雨云吞没，雷声从远处传来，很微弱，像隔墙听见的鼓声。
车没有在通往巴特戈德堡的路口转弯，而是继续往前，驶向波恩市区。他们让你住在鸟屋里，罗杰对落满雨水的挡风玻璃说。海因斯已经把暖气旋钮拧到最大，但两人说话的时候也还是能看到白气。做几个月案头工作，写报告，去议会旁听，或者打瞌睡，随便你，我就从没见过有多少人清醒地坐在旁听席上的。
“鸟屋”是栋乏善可陈的平房，用于接待那些不值得让大使馆多花时间的低级别雇员，偶尔还有令人生疑的“时政记者”。医生承诺每两天来一次，但事实上一次也没有来过。罗杰周末拜访，有时候一个人来，有时候带着太太和儿子，送他们去买袜子、蜡笔套装、儿童球拍和一个五岁男孩需要别的什么玩意。
“一个小小的问题，小，但是稍微有点烫手，姑且这么说，等等。”第一瓶啤酒喝到一半的时候，罗杰说，在公文包里摸索着什么，海因斯原本以为是一封信，等他抚平了纸张，才看出那是张照片，一个黑白的安东·索科洛夫严厉地看着他们两个，“这是那个把你抬上直升机的好朋友，不是吗？那个不乐意给伤口消毒的白痴，苏联大使馆的一个助理，在签证处工作，我听说。”
海因斯没有回答。这是个周六下午，屋后的草地上有群小孩在踢球，发出兴奋的尖叫。
“有什么是我应该知道的吗？”
海因斯拨弄着啤酒瓶盖，“他是彼得的其中一个孩子，我想，我们在伯尔尼见过。我不知道他会在贝鲁特，纯属意外。”
“仅仅是‘工作关系’，我们能这么说吗，康纳？”
他把瓶盖弹到草丛里，“我们能这么说。”
罗杰审视着他，好一会，然后把照片揉成一团，塞回衣袋里。海因斯拿起啤酒瓶，碰了碰他的。
一个典型的工作日早上往往被枯燥无味的外交电文占满，下午则用于归档签证处送来的文件。每周一次，他步行去市政厅参加例会，纯粹是为了咖啡和那些切成拇指大小的柠檬蛋糕。在外交金字塔底端摄食的助理、秘书和通讯员们在这里聚集，听从柏林来的这个或那个官员念大同小异的讲稿，没有一个人看上去是自愿出席的。
海因斯总是坐在最靠近出口的位置，一般是最后一排，如果那里已经有人了，他就挪到紧邻走道的座位上去。在他第六次走进这个令人压抑的大厅时，安东·索科洛夫就坐在那里，笔记本摊开在大腿上。他又打了一条灰色的领带，外套搭在椅背上，戴着一顶难看的毡帽，需要遮住脑后的伤口，海因斯想。安东侧过身，目光落在海因斯身上，“早上好。”
海因斯点了点头。一个他见过几次面的法国人叼着还没点燃的烟走进来，坐在前排。安东略微提高了声音，像是故意要让周围的人听见。
“他们准备调整煤炭的出口限额，我猜你已经听说了。”
他没有。“当然。”
发言人敲了敲麦克风，它发出刺耳的电流声，所有人都皱起了眉头。对话自然而然地终止，没有谈论天气，也没有“很高兴看见你还活着”，毕竟在任何正式记录里，他们都从未踏足过黎巴嫩。人们应该和一个委婉地威胁要像放倒病马一样处决你的苏联人说些什么？煤炭出口限额，显然。
到午餐时间，人们像躲避空袭一样迅速撤离。他们并肩走到走廊上，互相询问对方关于餐厅的意见，直到和其他外交动物拉开了足够远的距离，他们才握了握手，敷衍了几句客套话，朝相反方向走去。
☆、Epi。08
安东远远地就看见了那个美国人。
彼得会说“他能当个棒极了的小偷”，在他的词典里，这是一种赞美，意味着他也能当一个棒极了的间谍。“从来不需要一个隐形人，”彼得会接着说，把烟丝卷紧，“我们需要的是每个人都看见了，却没有留意到的人。”
没有人会多看海因斯一眼，廉价的灰色风衣，没有熨平的长裤和穿旧了的皮鞋，没什么值得留意的。他只有在扮演亚历克斯的时候才打领带，半温莎结。他今天戴着眼镜，就安东所知，他的视力并没有问题，也许这两片玻璃是一个提醒：你现在是个百无聊赖的使馆雇员，不是别人。海因斯在楼梯平台上停下来，瞥了一眼手表。安东知道他发现自己了，但还是假装没有留意。一个幼稚的游戏，谁首先打招呼就输了。安东坐在原处没动，等他过来。
“你再没有别的领带了，是吗？”
“没有预算，”安东替他拉开椅子，“你来早了。”
“显然还不够早。”海因斯把脚搭到前面的椅子上，“又一天，嗯？”
安东盯着墙上的一块光斑，“我不太确定你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们被困在波恩，直到我们变得衰老、迟钝和肥胖。你从没这么想过吗？”
“从没。”
“你太无趣了，安东·安德烈耶维奇。”
空无一人的议会大厅里，一个瘦小的影子在扫地，像某种勤恳的带翅昆虫，在柱子规整的阴影之间缓缓挪动。
“我有一个疯狂的主意。”海因斯说。
安东等着。那个佝偻着的影子消失在走廊里，一扇门砰然关上，回声不绝。
“我的西班牙家庭女教师，我是说，罗杰，今天到捷克去了，又或者是波兰，我没在认真听他说话。这意味着鸟笼的门开了，我能跑到山坡上唱歌，又或者请新朋友喝一杯。我们可以谈谈，你知道，贸易。”海因斯侧过身，看了一眼大门，走廊仍然空荡荡的，“如果我们现在就走，没有人会发现我们来过。”
说不，他想象中的彼得严厉地说，使劲用拐杖敲打桌腿，拒绝他。
自离开莫斯科以来的第一次，安东没有听从这个声音。
——
“鸟屋”的第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是，没有窃听器。因为不是安全屋，自然也没有值班特工和街对面看似忙碌，实则负责监视的肉店老板。没有人看见本应出席听证会的贸易助理提前回来了，也没有人看见他带着一个怎么样的客人。
“帮我个忙，别到客厅里去，好吗？”海因斯摸出两只玻璃杯，“如果你不小心看见了什么本应保密的表格，我可能需要把你勒死，埋在后院里。”
“所有美国人都这么友善，还是说只有你是这样？”
“我们，索科洛夫，复数，我们是一个独立的物种。坐下。”
逼仄的厨房里只有一张小方桌和两把不成对的椅子。靠墙放着一张婴儿用的高脚椅，漆成一种欢快的橙色。“来自《邮报》的首席驻外记者和夫人，在这里住了两年，秋千也是他们搭起来的。”
除了栗树层层叠叠的阴影，安东什么也没有看见。他问海因斯是否认识这位记者。
“只认识他迷人的太太，她的丈夫威胁说要是我再踏进这里一步，就用猎枪招呼我。”海因斯把酒杯递给他，“冰块？”
“不，谢谢。”
船正式驶入了危险的陌生水域，安东喝了一口酒，纯粹是为了避免说话，他已经后悔自己问了个蠢问题。酒有种深重的烟熏气味，像咬下一块淋了蜂蜜的焦炭。海因斯倚在桌子旁，观察着他。
“如果你想问我什么，现在就是好时机。”
“你不是邀请我来喝酒的。”
“看，莫斯科来的侦探解开了第一个谜题。”
“这是个糟糕的决定。”
“这是个合理的安排。”海因斯伸手解开他的领带，“这并不代表什么，离开这栋房子之后一切照常。”
仍然是个糟糕的决定。这是安东的第一个想法。
第二个是，他的眼睛确实是绿色的。
——
安东在伊斯坦布尔的清晨醒来，过了好一会才意识到是什么吵醒了他。电话，桌子右上角。他睡在一叠摊开的档案上，肩膀和脖子感觉像被火车碾过。他拿起听筒。
“水警刚刚捞起了一辆车，长官，”一个尖细的声音说，安东花了几秒才把它和那个留着可笑胡子的使馆雇员对上号，“但牌照被拆了，而且——”
“而且车架编号也被凿掉了？”
短暂的迟疑，“是的，长官。孩子们还需要留在港口吗？”
安东揉了揉鼻梁，“不，让他们走吧。我去拜访一下魔术师。”
他没等对方回答就挂上了电话。
路灯刚刚熄灭，微弱的天光还不足以照亮街道，伊斯坦布尔深陷在一种难以说清楚是属于清晨还是薄暮的灰蓝光线里。风不太友好，安东试了三次才划亮火柴，点上了烟。塔米娅的烟馆在西南方向，二十分钟，如果走过去的话。
他花了十一分钟。
红色粗布帘后面的木门锁上了，安东踩灭烟头，用拳头捶门，直到铁链当啷一响，一张浮肿的脸出现在门缝里为止。在那张脸来得及开口之前，安东踹开了门，踏进散发着刺鼻烟草气味的黑暗里，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肩膀，安东挣脱了，抓住那只手，用力一拧，尖叫声一路跟着他走上店堂后面的旋梯。
一个肥壮的大个子挡在走廊里，像堵砖墙，枪挂在他松垮垮的腰带上，“现在不是营业时间。”
“我来见塔米娅。”
胖子的手按在枪柄上，“她不接受没有预约的访客。”
“告诉她这是本杰明·里克特。”
“就算你叫凯末尔，我也不——”
胖子背后的门开了，他惊讶地回头看着他的女主人，塔米娅看上去就像一副裹在丝绸里的鸟类骸骨，“礼貌点，贾拉，”一只装点着戒指和手镯的爪子冲安东挥了挥，“进来，里克特，我的小火药桶，你快要把整个伊斯坦布尔吵醒了。”
“烟？”门关上之后，塔米娅问，指了指整齐码放在一起的水烟枪。
“我在找海因斯。”
“从来不懂说话的艺术，不是吗，我亲爱的？”
“他来找过你了。”
塔米娅耸耸肩，躺在长沙发上，点了一支烟，手镯互相碰撞，叮当作响，“也许我不出卖朋友。”
“你没有朋友，只要价钱适合，你什么都卖。”
塔米娅盯着他，尖而长的鼻子仿佛鸟喙，“那就开个价，我亲爱的。”
“下次你的人在基辅做小小的麻醉剂生意时，卢比扬卡的孩子们会假装看不见，这听起来怎么样？”
烟馆女主人冲他露出笑容，把烟放到唇边，“他应该还没有离开伊斯坦布尔，没有提到什么交通方式，”她呼出烟雾，“试试老艾哈迈迪糟糕透顶的旅馆，也许会在一群毒虫里翻出什么有用的东西来，祝你好运，我亲爱的。”
——
在滞留伊斯坦布尔的这一小段仿佛无限延长的时间里，莱昂看着海因斯建立了一个——使用“谍报网”这个词无疑是极其不合适的，比起网，那更像是几条松散地泡在水里的绳子。他用巧克力条和零钱逐一买下了那些游荡在大街上的小孩，让这群脏兮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