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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话功夫，老范已经飞快地下筷，好几块看着不错的蟹黄都被他刁钻地从年糕和蟹子的缝隙中挑走了，然后他撂了筷子，满足地搓起了自己油腻腻的脸庞：“什么菜好吃？抢来的菜才真好吃啊！”
俞璇玑翻了个白眼：“这哪里像长辈做东的样子？我要去德大吃奶油点心！”
老范看着璇玑，嘿嘿一笑，真的打发小江去给她买点心了。她知道老范一定是有事要说，就先问一句：“和平促进会那边怎样了？有什么我能帮上忙得吗？”
“帮忙倒是不必，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别的不走脑子，凡是有钱响的地方就要转转心思……”老范沉吟片刻，一口气说了出来，“但是现在呢，形势有不同。你不做实业不知道，日本人在把上海所剩不多的实业家往死里逼，说合营就合营，说收缴就收缴，眼见在日本人手底下没什么好果子吃。”他把声音压得很低：“可是这些在日本人手里吃了哑巴亏的实业家，又不敢真盼着国民政府打回来……一旦打回来，查查谁没和日本人合作过？到时候你的资产都成了逆产，几十年的心血，都成了人家的家业！你也知道，商人嘛，讲究一个投资回报，有人投资眼前得利的，也有人喜欢投资长远，哪怕就为了保个平安呢！论实力，他们要是联起手来，从平地上新建一座城市也没问题；论诚意，现在日本人都快把他们当没有钥匙的银库用了，他们愿意把积蓄向‘第三方’开放——你懂的，这就不止是十几万、几十万的投资了。”
俞璇玑没有反应，她的身份并没有向老范曝光。老范的黄豆眼里精光四射：“璇玑，你范叔敢开这个口，就是觉得这事你能帮忙。你不会把范叔的面子就这么晾在上海滩上吧？”
“这可不好说。”她笑着调侃，的确没有拿定主意。商人重利，若是怀着政治投机的心态，那么随时都可能变卦，这种合作虽然看起来有利可图，但出现万一的时候就会损失惨重。
老范又加了一把火：“这有什么呢？我帮他们作保！你要是不放心，就只当是范叔和你之间的合作，那些人不过是名单上一个名字而已，不让他们知道我老范的‘门路’。”
“慢慢来，不着急。”俞璇玑仍旧和老范打哑谜，老范露出失望的神色。
“唉……孩子大了，就是不如小时候可爱！现在璇玑你也这样对我，我心里凉啊，像怀里抱着冰一样。”
这是从哪段京戏里盗用过来得比方吧？俞璇玑不再接话。她认真考虑着老范的提议的可行性，或许联系人可以向上级进行汇报，看能不能吸纳老范成为地下党人。以老范在上海滩的人脉财力，地下工作可以如虎添翼。此外，她也坦然地面对自己的私心——长久以来，她只有一个证明人，如果再加上一个老范，那么她就有两个证明人了。给自己的身份上个“双保险”，或许能让她熬过日本投降后对汉奸的声讨浪潮呢！
联系人李同志对待俞璇玑的建议是很郑重的。他告诉她，如果说清乡运动还能从中搞出一些“合作”的机会和缝隙，那么日军对于抗日根据地的围剿和扫荡，确实给生产力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在这样的关键时期，多争取到一个同志，多争取到一批物资，对抗日根据地的生存都是极为必要的。“我会争取上级同意，和你推荐的老范同志见一面，我们可以成为他的介绍人，让他也加入到我们的战斗中来。”
俞璇玑松了一口气。她应付伪政府和军部的人并不会有如此多的担忧，唯独在处理地下工作的时候，总是忍不住质疑自己的表现和决策是否不够专业，希望得到联系人的肯定。
“谢谢。”她说。
联系人看了看她，笑了起来：“难道不是我该谢谢你？俞璇玑同志，你又为我解了燃眉之急啊！”
她有点骄傲，又有点局促，偏了头看他，双眸在灯下波光潋滟，狡黠中带着一点点茫然的神气。她就像一个怀揣巨宝的小贼，自以为藏匿得法，却不知偏偏是这种小小的自得，总是会惹出别人的觊觎。
他起初会很担心她斗不过李默群，最后还要把自己搭进去，甚至想好了各种方法准备救她脱离苦海。然而她把工作完成得很好，还总是能找到各种空子，喜滋滋地来找他支招。每次看到她这种想要极力掩饰的自满，他都要很努力地忍住批评打击她的冲动。
俞璇玑同志，你的工作还很艰巨，不要有松懈情绪呀！他看着她唇角几次翘起，在心里默默地把这句话念了一遍，才生生咽了回去。
联系人的沉默，在俞璇玑看起来就是一种无言的肯定。她满以为自己掩饰情绪已经修炼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于是故意保持着刻板的表情和平静的语气和联系人道别，脚步轻松地走出店铺。在道路两边古玩摊主们讶异的目光中，她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居然像小女孩一样蹦蹦跳跳起来。意识到这一点，她整个人都僵硬了，好不容易提醒着自己千万不要同手同脚地走了几步，她又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联系人分明站在店铺门口，负着双手目送她——她再也不能心平气和地踏上这条街了。她沮丧地想。
老范很快进入了考察期，监督老范的另有其人，俞璇玑只顶了一个介绍人的名头。联系人没有解释其中的因由，俞璇玑也没有追问。她甚至希望由别人来监督老范，免得自己被感情蒙蔽了双眼，无法判断老范这个老滑头准确的态度和动向。
另一边，信教大学生们的抗议不见成效，宪兵司令部毫无松懈之意，倒是红十字会的进展顺利，争取到一次为集中营送去药物、食品和清洁的水的机会。俞璇玑在送新米的时候拉了信教的刘兰芝入伙，和几个领头的学生一起，带着食物和被褥衣服，搭乘宪兵司令部派出的专车，进了位于荒郊野外的集中营。
上海这边的集中营明显是临时搭建起来的，砖房看起来都糊弄得紧，窗框不大规整，四面漏风。最大的建筑是一栋像巨大的仓库一样的平顶房子，俞璇玑猜测，那里就是关押“外国间谍”的地方。为了迎接红十字会的到来，每栋建筑都在新近重新粉刷过，被太阳光一照，惨白惨白。宪兵们带出来的外国人，显然也是选择过的，主要以看起来不那么健康但至少还保持着整洁的成年人为主，安排来接待红十字会的翻译们大声地介绍宪兵司令部的“怜悯之心”，说是一直在积极联系这些人在国外的家人，当初隔离时的老人和孩子已经基本上都由欧美的亲眷接走了。
“你撒谎！他们根本就没能回家！”一位红十字会的医生突然大声说。他生的人高马大，皮肤是粉红色的，几乎能看清皮肤下一根根的血管。现在，他的血管似乎都气得一跳一跳的：“艾娃呢？你们把她藏到哪里去了？”
他表现得太过激动，以至于远处的哨兵都背着枪转身看过来。
☆、文森父女
发起探视行动的大小姐比红十字协会的工作人员还要焦虑，过去一把拉住了皮肤正在由粉色燃烧成红色的白人医师，一叠声向周围的宪兵用日语解释。
俞璇玑仍旧听不懂日语，但是懂得中文的女医生伊莎贝尔伸出一根手指，隐晦地朝发怒的医生指了指：“他的女儿，也在里面。”俞璇玑凑过去小声探问，这才知道这位文森医生原本在法租界开一家小诊所，因为有进口药品经营许可，生意做得相当不错，和驻华领事关系甚好，连宅邸都比邻而居。然而日军正式进驻租界时，他恰好应南洋巨贾的邀约携妻子前往做客，回来之后才发现女儿和保姆已经人去楼空。保姆是本地人，诚实可靠。他先在上海四处寻找，正遇见求告无门的保姆的家人，才知道保姆和女儿都因为“身份可疑”被抓进集中营。为了寻找女儿，他联系了红十字会的朋友，作为医疗队成员试图进入集中营。事实上，这一趟行程能够促成，他也出力甚多。这位急切的父亲原本是想要隐瞒身份，查到女儿的下落之后再联系营救，不知道为何突然情绪失控。红十字会的医生也都能理解他的心情，没有进一步的行动去阻拦。俞璇玑觉得，他们实在是高估日本宪兵队实际的道德水准了。
大小姐显然不希望自己的活动被这位冒失的医生搅和了，她和宪兵沟通结束，笑着回过头来：
“没事了，没事了，我和他们说了，都是误会——”她神态轻松地转述了宪兵队的决定，“请这位先生先到门口去稍等片刻，等医生为客人们提供了医疗服务，我们也发放完所有物资，就可以带上他平安离开了。”
文森医生在租界生活了五六年，接诊的病人中有一半是中国人，听说中文都没问题。大小姐话音未落，文森医生露在外面的脸庞和脖颈就转成赤色，怒冲冲质问：“凭什么让我去外面等？我有法兰西行医执照！我得到了红十字会的许可，”他拎起衣袋里的证件晃了晃，“我是持有许可证来行医的！战争不能阻止我！军人也不能剥夺关在这里的租界居民的正当权利！”
宪兵们显然并不打算等翻译转述文森特医生这一连串的话语，他愤怒的肢体语言已经说明了反抗之意。宪兵调转枪口，用枪托从他脑后重重砸了一下，接着两个宪兵把昏倒的文森医生拖了出去。整个过程极为迅速，红十字会的医生们也只来得及零零散散地惊呼了几声，连她们这些带着大包小包物资的志愿者，也没有反应过来。
或许这个下马威真的起到了作用。医生们开始井然有序地给已经排好队伍的“外籍居民”接诊，而大小姐所带领的志愿者团队表现出来的乖觉，显然讨得了宪兵队的欢心。她们被允许再往里面走一些，可以和参加“志愿劳动”的妇女们接触。可惜，租界里生活的外国女性，能说中文的只是少数。又或许，这些女人也是宪兵队筛选出来做样子的“代表”，大多数人都听不懂志愿者的中文，只是贪婪地把分到手里的面包闻了又闻，这种原本熟悉的味道已经远离了她们的生活太久太久了。
“也许文森医生搞错了，他的女儿根本没在这里。”俞璇玑小声地在刘兰芝的耳边说。长期的地下工作，让她养成了借别人的嘴说自己的话，和借别人的手办自己的事情的习惯。
“你没养过孩子，如何懂得为人父母的心呢？”刘兰芝一直皱着眉头，双手紧紧地拧着手帕，心思已经被搅乱了，“子女是自己的骨血，十指连心，无论是分离还是重逢都是有感应的。看医生那么着急，一定是感觉到女儿就在这里。我这里看着，都觉得心痛……璇玑啊，我们帮帮他好不好？帮他找找女儿。”
志愿者中有一部分是留学生，英语法语俄语能搭上几句，俞璇玑和刘兰芝委托她们逐个询问，终于打听到集中营的确有个没爹没妈的小姑娘，进来之后一直不大理人，最近还生了病，这两天刚刚有所好转。至于是不是叫艾娃，是不是姓文森，这几个女人也说不清。她们似乎生怕志愿者没有问到想要的信息就因此不再理会自己，十分主动地拉着志愿者的手承诺愿意帮忙去照顾女孩，打听一下女孩的身世。“你们下次来可以找我出来，我的名字叫特蕾西。”“乔安娜！”“帕特里夏！”……微风吹开她们的头巾，干枯毛躁的头发露了出来，她们一边焦急地报着自己的名字，一边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