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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会细说，上面详细记录了嘉兴一些人家的黄册登记状况。
从这份黄册底稿能看到，黄册的主要内容和户帖差不多，每户人家有几口人、籍贯、性别、年纪、与户主的关系、事产多少等等。其中也有几个奇怪的术语，比如“旧管”“开除”什么的。
这个地方，就是户帖和黄册的第二个决定性不同。
户帖是静态档案，它体现的是洪武四年的户籍状况。但人口会增减，财产会变化，黄册每十年一造，必须体现出这种变化趋势。
所以黄册里的户籍，多了四柱分项，分别是：旧管、新收、开除、实在。
“旧管”指的是上次造册的人口和事产数字，“新收”指本次造册新增数，“开除”指本次造册减少数，“实在”是本次造册时的现有数字。
举个例子吧，比如前面那个王阿寿一家，在成化八年（1472年）的黄册登记中，是一家五口人：他，他老婆，膝下一男一女，上面还有一位祖母。官田二分二毫，民田五分。
到了成化十八年，黄册要重新登记了。官府户房小吏跑来他家里，先调阅成化八年的旧档，写下“旧管”数字：人口五口，田地七分二毫。
小吏询问了一下，得知王阿寿的媳妇在成化十二年又生了一个大胖小子，便开列了“新收”一项的数字：人口加一。
然后他又得知，王阿寿的祖母在成化十二年去世了，而且在成化十六年卖了三分地给邻居。这些都属于减少，于是小吏又开列了“开除”一项：人口减一口，田地减三分。
一番加减之后，小吏最终写下了“实在”一项：人口五口，田地四分二毫。
这就是成化十八年王阿寿家最终落实在档案上的数字。等到下一个十年，也就是弘治五年（1492年），上一届的“实在”，就变成了这一届的“旧管”，再进行新一轮的加减，如此循环往复。
旧管＋新收…开除=实在，这么一个公式。
这个“四柱之法”，本来在湖州小黄册里是没有的。在试运行的过程中，朝廷发现监控力度不够，朱元璋就把里甲制的创始人——刑部尚书开济叫过来，问他怎么办。开济稍动脑筋，回答道：“以新收次旧管，则清矣。”一句话，就道出了四柱的本质。
你想作弊，想把这一期数字改了？可官府调出你从前的档案，前后四柱一对，便能发现数字有问题。有了四柱之后，每一期数字，都和前后两期数字像齿轮一样紧密咬合，动一处，则牵连全体。这么一来，朝廷不只掌握了你家的现状，还控制住了过去和未来，控制力度空前强大。
这招太狠，一经推行，从此“人户以籍为定”，老百姓再也翻腾不出什么浪花。
顺便说一句，开济这个人，实在是个国初管理方面的天才。除了里甲制和黄册四柱之外，他还一手建起了大明官员的KPI（关键绩效指标）考核制度，给每个部委的文书处理都定下一个程限，根据完成情况来评判功罪。结果“数月间，滞牍一清”，大得朱元璋褒奖。
从此以后，凡是涉及田赋、诉讼、河渠工程之类的大型项目，朱元璋都把开济叫过来咨询。而开济也没让他失望，“济一算画，即有条理品式，可为世守”，可谓是明初管理学第一人。不过开济这个人，算是酷吏，曾拟定过一部反诈伪法，极其严苛细致，连朱元璋都看不下去，嘀咕说你这是张密网以罗民啊。
开济本身的性格有问题，加上自古管考勤的人从来都不受同事待见，其他官员逮到机会就拼命黑他。有一次，开济牵涉一起官司，御史趁机上书，说这家伙每次都是带两份相反的奏章觐见，听天子口气意向，再拿出合意的一份呈递，以此邀宠。
朱元璋最忌讳的，就是下面的人耍心眼，一听你连老子都玩，直接把他给弃市了。
带两份奏章上朝这种事，不是开济这种脑子，还真想不出来。
咱们说回黄册。
黄册里面，其实还隐藏着第三个细节。
黄册里会记录一户的土地状况，比如王阿寿一家有七分二毫官民田地，其中二分二毫官田是从官府租的地，还有五分自家的民田——这和户帖是一样的，只记面积，不写田地位置、形状和肥瘠程度。
不过黄册比户帖多了一项税赋记录，田地下面，夏税多少、秋粮多少，写得清清楚楚。
前面我们说了，朱元璋怕步子迈太大，所以推行户帖时，并没有顺便清查土地，可是他一直惦记着这件事。
黄册里多了土地税赋一项，说明朝廷终于要开始啃最艰难的一根骨头了。
当年形势不稳，土地清查必须缓行。此时的局势，已经和洪武四年大不相同。有了里甲制和黄册保驾护航，朝廷对基层的掌控力空前，可以开始搞鱼鳞图册了。
《明史·食货志》里记载：“洪武二十年，命国子生武淳等，分行州县，随粮定区。区设粮长四人，量度田亩方圆，次以字号，悉书主名及田之丈尺，编类为册，状如鱼鳞，号曰鱼鳞图册。”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很多有趣的信息。
第一是时间。洪武二十年开始造鱼鳞图册，这距离黄册正式编成已经过了六年，怎么朝廷工作效率这么低？
其实这赖《明史·食货志》说得不清楚。
丈量土地是一项持续时间很长的工作，不可能一纸公文下去，立刻就能得到结果，前期有大量准备工作。黄册制度之所以推行得那么顺畅，是因为户帖制铺垫了足足十年。同样道理，洪武二十年开造鱼鳞图册，也不是突然之举。之前六年，朝廷一直在各地积极筹备。
明代的鱼鳞图册是记录一块块田地的档案，档案包括每一块地的所属、方位、面积、形状等基本信息，还要写明地形、四至、肥瘠种类等等。如果土地涉及买卖分割，还要填写分庄。如有佃户耕种，亦要一一标明。旁边附有档案编号和地内桥梁、山川、河流等情况。
这还只是一户的信息。
十户的鱼鳞图册要合成一份甲合图，十一份甲合图再合成一里之总图，一乡的若干里总图汇聚在一起，交给县里。县里再一次合图汇总，上交州、府乃至户部。
可见打造鱼鳞图册的繁剧程度在户帖和黄册之上，绝非一蹴而就。
《徽州府志》曾提及：“洪武十五年壬戌，遣官量田，定经界。”足以证明，鱼鳞图册的准备工作，从洪武十四年到洪武二十年之间，从未停歇过。洪武二十年修造的鱼鳞图册，不过是水到渠成的结果罢了。
图四·9 鱼鳞图册示意图
第二个有趣之处是主持者。此人叫武淳，头衔是国子生。
国子生就是国子学的学生。国子学是明初的中央最高学府，这个名字最早可以追溯到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洪武元年，朱元璋“令品官子弟及民俊秀通文义者并充学生”“择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子学”。洪武十四年，他在鸡鸣山下设立国子学新址，并于次年改名叫国子监。
大家应该还记得，洪武初年，朱元璋无法推行鱼鳞图册的原因之一是专业人才匮乏。所以他非常重视国子学的培训，将其当成政务储备人才的培训基地。既然是政务储备人才，那么就不能只读圣贤书。
朱元璋做人务实，给国子学加了一条规矩，叫作“实习历事”。它还有一个更明白的名字，叫作“监外历练政事”。
国子学或国子监的学生，到了一定年限，就必须到各个政府部门实习，熟悉政务。他们的身份，就叫作“吏事生”或“历事监生”。朝廷视其在实习期间的表现，予以拔擢任用。这种历练对培养人才的好处，自不待言。让学生早早经历政事磨炼，可以迅速上岗，对于缓解明初人才匮乏的窘境帮助极大。
洪武十九年（1386年），朱元璋一口气选派了一千多名国子生，送到吏部除授知州知县；洪武二十四年，又选拔了方文等六百三十九名国子生，以御史的身份去稽查百司案牍；洪武二十六年，登记在册的国子监生，从原来的平均两千人，跃升到了八千一百二十四人。
这三个时间节点很值得玩味。洪武十八年，户部侍郎郭桓案发，株连万余；洪武二十三年，胡惟庸案波及数万；洪武二十六年，蓝玉案发，波及万余。朱元璋每次大肆屠戮，都让官场为之一空，这些缺额只好让国子监顶上去。
“实习历事”的效果实在太好了，以至于朱元璋觉得有这个选拔制度就够了，一度停办了科举考试。一直到洪武十五年重新开科，他还反复叮嘱“务求实效、毋事虚文”。
这位叫武淳的国子监生，竟然可以主持鱼鳞图册这么重大的工作，可见他之前一定以“吏事生”的身份实习了很久，对庶务得心应手，才会被委以重任。类似武淳这样的人，还有很多。见诸史书的有吕震、古朴等人，都是国子生出身。可见朱元璋在主导土地政策的同时，对于配套政策的建设也没有放松。
第三个有趣的地方，是“区设粮长四人，量度田亩方圆”。
前面咱们也提到过，粮长是朱元璋在“里”和“县”之间设置的一个中间环节，主要职责是催收区域内的税赋，职责和里长有所重叠。按道理，在洪武十四年里甲制建成以后，这个临时性职务就该取消。可朱元璋却坚持保留下来。
保留粮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洪武十四年之后的土地大清丈做准备。
像武淳这样的监生，纵然能力出众，可毕竟是中央来的人，需要有熟知地方情况的人来配合，才好开展清丈工作。
地方县府离基层太远，资源有限；里长、甲首级别又太低，都不适合配合工作。而粮长一来熟悉乡情，二来管辖范围是“随粮定区”，一区四个粮长，一个粮长的管辖范围涵盖一万石左右的区域。以“万石”为单位逐一造鱼鳞图册，既不至太过琐碎，也不至太大难以兼顾。
可见朱元璋这个伏笔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举多得。
由于前期工作准备得透彻，鱼鳞图册编造进展得十分顺利，赶在第二期黄册再造之前，完成了两浙与直隶的清丈工作。
是的，你没看错，只是两浙加直隶。其他地区的鱼鳞图册和编甲工作，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才陆陆续续完成，并成为一项长期工作，一直持续到了永乐年间。
从此以后，老百姓和户籍紧密地联系到一起，几乎没有出远门的可能，即使外出，官府会随时查验路引；即使你沿街乞讨，衙门也能查到你的黄册底细，遣返原籍。除了一些少数民族偏远地区和边境之外，大明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和直隶地区的民众，就这样被朝廷严密控制起来。
黄册和里甲制锁住了人口相关的税费和徭役，鱼鳞图册和粮长则掌控了田地租赋。黄册、鱼鳞图册以及里甲制三位一体，构成了一道又一道纵横铁索，牢牢地把百姓钉在了土地之上，动弹不得，化为稳固税基，源源不断地为朝廷输血。
大明凭借着这三样工具，将控民之术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历数前朝，还从未有一个政权对民众的控制能做到如此深切细致。
赋役黄册、鱼鳞图册和里甲制所构成的体系，对民众的管束和禁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密，是不折不扣的“张密网以罗民”。明清两代被称为中央集权的巅峰，其根源，就在洪武始建的这套底层设计里。
朱元璋的理想，至此得到了完全实现。
数字可以说明一切。
三位一体初建之后，全国户数一千零六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