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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下的大明-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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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源人听到歙县人造谣说他们造反,勃然大怒,议事局立刻派人到处散播谣言,说真正想造反的是歙县人。负责协调的人到了休宁,休宁这边的带头人吴大江表示,你们玩得不够狠,看我们的!

此前他们已经挟持了休宁知县陈履,所以官印可以随便乱盖。吴大江遂以休宁知县的名义,给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布政司衙门发去飞报,声称休宁、婺源两县遭到一万多名歙贼的入侵,休宁知县陈履被掳走,婺源署理县事的推官舒邦儒惨被殴打,连兵备道都被围了,歙贼不日将越境四出,情况十万火急!

万余“歙贼”入侵,真亏他想得出来,想象力太丰富了。

休宁县的伪造公文发得痛快,那些接到急报的外省布政司衙门可全都傻眼了。

徽州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如果这里发生暴乱,整个东南都要为之骚动。因此对这份军情急报,东南诸省都很重视。

可研究来研究去,各省布政司衙门觉得很奇怪。

徽州府的上级主管是应天巡抚,按道理出了乱子,应该先往南京那边报才对。如今休宁县的告急文书越级不说,居然还跨省,难道……南京已经被“歙贼”占领了?

四省布政司的冷汗登时就下来了。

“歙贼”居然嚣张到了这地步,当年倭寇也没这么厉害啊。

这下子,真正是江南震动,诸省哗然。谁能想到,徽州府出了这么一个厉害的县,敢和整个江南单挑。在那几天,“歙贼”风传江南,人人闻之色变,充满了黑色幽默的荒诞。

南京方面不是傻子,眼看整个东南都震动了,大为不满,责令徽宁兵备道尽快查明这“歙贼”到底是怎么回事。

徽宁兵备道有维持地方治安的职责,闹到这个地步,他们自然也坐不住了。副使冯叔吉赶紧率先做出反应,连发两道安民告示。

先一道语气严厉,让民众各自回家,“如有随途跟走,群呼类引,嚷乱有声者,即系恶少棍党”。后一道语气柔和,说冯副使准备巡看五县,仔细倾听百姓呼声,不过天气太热容易中暑,大家可以不必远道迎接,留几个人问话就是。

这不是客套话,冯叔吉真的亲自赶到徽州,还带着不少兵马。他一是巡视五县,弹压民乱;二是要查明“歙贼”的真相。徽州府也赶紧发出禁约,禁止六县民众互相仇视伤害,否则严惩不贷云云。

至于应天巡抚,他正忙着给那些受惊扰的外省衙门解释,南京没事,徽州也没有乱贼流出,大家不要惊慌……

无论徽州府还是兵备道,此时的态度都还好,只是温言劝慰老百姓别误会,并没摆出一副赶尽杀绝的嘴脸。可熟悉官场的人心里明白,这只是因为官员们要尽快平复乱局,等事态平息,就要秋后算账了。

一直到这时,五县里的乡宦们才意识到,这回可能有点玩大了……

起初五县闹事,这些乡宦一直在背后推动,希望借此施压,可民心一起,就不是他们所能控制的了。

休宁县有位乡宦叫汪文辉,在当地极有地位,官至尚宝司卿,算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他最初也积极支持五县维权,可到了这会儿,他觉得不对劲了。汪文辉紧急联络了几个有力之人,说这事得往回收,咱们是维权,不是谋反,真闹大了,有理也变没理了。

汪文辉连忙准备了一份揭帖,上书徽州府,语气恳切地解释说五县并不打算闹事,只是被逼太甚,民心不稳而已,外头传言什么遮道殴打、竖激变旗什么的,都是谣言,我们跟舒推事感情好着呢!

他的文笔颇佳,一边解释,一边还不忘告状:“今各县愤激,事实至此,衅孽始萌,犹可杜息。其指斥之实,惟知切齿于殷门;其号呼之状,惟欲求申于官府,其迫切之情,惟欲求通于君父。”

三个排比,层层推进,既把暴乱这件事洗得干干净净,又指出乱源在于殷正茂这个王八蛋——我们是反奸臣不反皇上,是大大的忠臣。

有他带头,其他几县也纷纷上书,调门一致降低,都态度恳切地表示:小民只是惊慌失措而已,只要大老爷把丝绢税改回去,我们都是顺民。

乡宦们的呼吁,让民间的热度慢慢降了下去,然后朝廷的脾气就上来了。

七月二十日,这次不是兵备道,而是更上一级的巡抚都院气势汹汹地发出安民告示。这次的口气截然不同,没有含糊地称“五县”或“六县”,而是直接点了休、婺、祁、黟、绩五县的名,杀气腾腾地表示:

“如有一县一人敢倡言鼓众者,先以军法捆打,然后问遣,决不姑息。”

耐人寻味的是,与这份安民告示一并送达徽州府的,居然还有一份兵备道捉拿帅嘉谟的公文。

在这份公文里,逮捕帅嘉谟的理由特别值得一读:“以歙县津贴之费,输纳冠带,夸张梓里,以致五县居民愤恚不平,哄然群聚。”你这是诈骗歙县百姓的公款,去给自己买冠带荣誉,还到处显摆,这才导致了五县民众闹事。

这些钱有多少呢?一共四十两。

看得出来,上头为了尽快平复乱局,只能拿帅嘉谟的人头来安抚五县民众了。你没罪,也得挑出点罪过来——可是,帅嘉谟一手促成丝绢税改革,这个立场是经过圣旨确认的,从这里实在挑不出毛病。兵备道憋了半天,只好胡乱找了个理由,说他挪用公款买冠带。

谁让你小子到处显摆,惹出这么大乱子,不收拾你收拾谁!

于是,这位一心为歙县谋利益的英雄,稀里糊涂地以诈骗罪进了监狱。

当然,帅嘉谟在牢里并不寂寞,因为没过几天,巡抚都院发出数份公文,点了五县里闹事的一群首恶分子的名字——程任卿、程文烈、何似、吴大江、程时鸣等几人都在名单里,要追究他们的责任。

随着这些责任人的入狱,以及各级政府的强力弹压,加上当地乡宦拼命安抚劝说,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徽州之乱,总算逐渐恢复了平静。

可无论是抚、按两院还是徽州府,心里都明白,此时的平静是暂时的。暴乱的根源在于丝绢税,这个不解决,始终是个隐患。

因此他们也纷纷上书户部,表示这个丝绢税的改革,虽然是圣上批准过的,但能不能……再商量一下?

此时徽州之乱的影响,已经不局限于当地,两京官场都有震动。南京礼科给事中彭应时、湖广道御史唐裔以及北京户科都给事中石应岳纷纷上本,说徽州大乱肇始于丝绢税的改制,可见此事还需要仔细斟酌。户部尚书殷正茂身为歙县人,即使没有偏袒之心,也该避嫌,这次出事他也有责任。

其实他们对于徽州丝绢案的来龙去脉并不清楚,在弹章里只是几句话寥寥带过。他们担心的是,此事持续下去,会让整个江南都变得不稳定,这才是关乎利害之处。所以说,谁有道理谁没道理根本不重要,赶紧把这事平息才是真的,正如彭应时弹章里说的:“奏请(皇上)定夺,毋得依违以杜衅端,庶地方永保无虞之庆。”

【注释】

奏请(皇上)定夺,毋得依违以杜衅端,庶地方永保无虞之庆:圣上万万不可犹犹豫豫、模棱两可啊!恳请圣上裁断是非,以正视听,杜绝此类争端,但愿能永保地方太平无事!

在重重压力之下,殷正茂只得上书谢罪请辞,不过并未得到批准。

他户部尚书的位子暂且保住了,但言路和群众的意见都太大了。丝绢税的方案,必然要做修改。哪怕已经有了圣旨,也得改。

只不过,皇上金口玉言,岂能出尔反尔。这脸,不能让皇上丢。所以朝廷给出的方案修改理由是这么说的:“虽令由钦定,始有专擅之情,事属乡邦,不免有可疑之迹。”意思是,圣旨虽然钦定了丝绢税的改革,但你们在具体操作上有偏袒的痕迹,大概是主事官员的籍贯落人口实了吧。

朝廷定的调子是对的,是底下的人给唱歪了。谁唱歪的呢?到底还是让歙县出身的殷正茂背了这口黑锅。

上头既然同意修改丝绢方案,下面各路官员便重聚太平府,再次商议。万历五年十二月,丝绢税的第三版改革方案终于出炉。

这个方案与原来相比,本质上没什么区别,只不过对五县多让了一步。

歙县丝绢税不变,减免的均平银数额,从原来的3300两调整到2000两,由五县均摊。

这样一来,总计6145两白银的丝绢税,实际上歙县出4145两,五县出2000两。

五县民众这次没敢再闹民变,可不满之情溢于言表。你当这是菜市场讨价还价?一块不行就九毛,九毛不成就八毛,太不成体统了。我们要的可不是这个!

负担就是负担,一分银子也是负担!

老百姓闹了这么久,早就轻车熟路。抗议申文和请愿书化为无数雪花,纷纷飞向各级衙门。官员们面面相觑,还能怎么办?继续再议吧!议到大家都满意为止。

这一议,就将近一年。一直到了万历六年十一月初四,徽州府总算硬着头皮拿出了第四版方案,叫《豁免五县均平方案》。

此方案对歙县来说,没什么太大变化。丝绢税照旧,减免的均平银数额,调整到了2530两。

而这2530两,并不会摊派到五县头上。

在隆庆六年,户、礼、工三部征派徽州府的料价银,减免了一部分,一直留在府账上。同时还有一笔军需银,每年都会剩点结余。徽州府每年从这两项合计抽走1950两,替五县补进均平银里,诸县再均摊50两,一共是2000两整。如果以后每年军需银的结余不足,则从五县征派补足。

绕了好大一个圈子,等于是徽州府把这笔税扛下来了。

这样看起来很合理,可是不要忘了,这个税是每年都交的。徽州府料价银是隆庆六年的减免所得,数量只会减少,早晚用光;而军需银结余每年都不固定,今年多,明年少,万一是负数,那么这笔钱,还得让五县来承担。

换句话说,这2000两银子的来源,是不稳定的。

前面三个方案,是横向朝三暮四,让丝绢税在六县之间来回腾挪;这第四个方案,却是纵向朝三暮四,按时间轴来的。五县初期可能交得少,可随着时间推移,几乎可以肯定会逐年增多,最后回到原来的水平。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对歙县来说,减免均平银的数量是2530两。而从料价银、军需银和诸县分摊中抽走的,是2000两。

还有530两无法冲抵,账不平啊。

歙县和五县已经打滚了好多次,差不多已到底线,让谁多扛一分,估计都得爆炸。

要么,再按照第四版方案的思路,从其他科目里进行调配?

一般的调配,是不成的。因为你这里减交,那里就要多交,算来算去,总有一个科目要吃亏。一干能吏高官,就为这区区五百多两银子愁眉不展。

这时,不知哪位天才提出一个绝妙的主意——如果这个科目本身就不合理呢?让它吃亏,岂不就正好两便吗?

什么?怎么还有不合理的税收科目?

有哇,两个字:协济。

所谓协济,是指当一处官府出现资金紧张时,由上级出面协调,组织临近州府进行援助。这种援助一般来说都是临时性质的。

比如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为了防备倭寇,徽州府协济苏州、松江海防16;000两银子;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为了巩固长江防御,徽州府协济镇江驻军1300两银子;嘉靖四十年(1561年),景王朱载圳前往封国,徽州府协济池州10;000两,用于迎接仪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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