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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季刊》是北京大学于1923年出版发行的一种研究国学的学术性刊物。
“‘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
这是胡拾对于“国学”的解释。
第二篇是闻易多的稿子，是一篇诗歌评论，讲的是《律诗的研究》。
这是新月社诗歌的一个发展方向，那就是提倡新诗要进行格律化。
主张“理性节制情感”，反对滥情主义和诗的散文化倾向，从理论到实践上对新诗的格律化进行了认真的探索。
自从新诗发展起来之后，很多诗人写起了“自由诗体”。
所谓自由诗体和后世的口水诗类似，写的太过随意，没有诗歌应该有的优美。
闻易多在《律诗的研究》中提出了诗歌的音乐美和绘画美。
此时的闻易多还在美国留学。他是1922年7月前往美国，先后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珂泉科罗拉多大学和纽约艺术学院进行学习。
在专攻美术且成绩突出时，他更表现出对文学的极大兴趣，特别是对诗歌的酷爱。
第三篇是林子轩的诗歌。就是那首《再见，康桥》。
徐至摩觉得这首诗歌最能展现新月社的诗歌主张，也就是音乐美和绘画美。
整首诗歌带着柔美幽怨的意境，清新飘逸的风格，把格律诗与自由诗二者的形式糅合起来，巧妙地把气氛、感情、景象融汇为意境。达到景中有情，情中有景。
而且，这首诗歌还没有在国内的文学刊物上发表过。
他在征求了林子轩和林徽茵的意见后，就把这首诗放在了《新月》杂志的创刊号上。
第四篇是徐至摩自己写的两首诗，这是他擅长的领域，诗作极具浪漫主义色彩。
接下来是闻易多的《红烛》，这是他在1923年9月份出版的诗集《红烛》中的一首诗。
还有陈愿的一篇文学评论，此人在1912年留学英国，在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1922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
他和胡拾是一个阵营的人物。
林子轩最后还看到一首林徽茵的诗歌，写了一位少女在秋日的遐想，有点模仿西方诗歌的意味，带着伤感和忧愁。
这绝对是徐至摩为了讨好林徽茵徇私的结果。
不过林子轩没有说什么，一本纯文学杂志有一位女诗人能够吸引男读者的注意，销量也会好上很多，他甚至有了主推林徽茵的打算。
正如文学研究会的庐音和谢冰欣一样。
庐音虽然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但她的小说风格和创造社接近，擅长写作感**彩浓烈的抒情小说。
文学研究会讲求写实主义，创造社则推崇浪漫主义。
冰欣同样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并在《晨报》和《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多篇诗歌和小说，引起文坛瞩目。
这个时代的女作家本来就不多，这三位都是福建人，所以被称为“闽中三才女”。
第一百九十九章那些书写时代的女作家们
就林子轩所知，沈燕冰主编《小说月报》的时候对冰欣极为看重。︾，
1921年1月，他接手《小说月报》进行革新的第一期，在“创作”这个栏目把冰欣的短篇小说《笑》排在了第一篇，这在注重资历的文坛是很难想象的。
随后，冰欣的小说《超人》仍然排在“创作”栏目的第一篇。
包括王统兆、朱自青、孙梦磊、落花生、庐音女士、叶盛陶都排在了冰欣后面。
这还不算，沈燕冰还专门开辟了一个“读者评论”的专栏，专门讨论冰欣的小说。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学研究会丛书”中的第一本诗集是冰欣的《繁星》。
“文学研究会丛书”中的第一部小说集也属于冰欣，即1923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短篇小说《超人》。
可以说，《小说月报》如此大幅的版面与大量的评论，使得冰欣一举成名。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作家、文学和文学期刊之间的关系。
文学期刊运用什么方式来推介能代表自己文学主张的作家，从而推动自己刊物的发展，这是文学期刊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冰欣的小说能够代表文学研究会的文学理念，所以得到了《小说月报》的大力推荐，而冰欣的小说又为《小说月报》带来大量的读者。
这才是双赢的局面。
冰欣是这个时代“问题小说”的代表作家。
她于1919年下半年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斯人独憔悴》，正式开创了问题小说的创作风气。
一般来说，凡是明确地接触某一社会现实或是人生现象。有意识地提出问题、甚至试图解答问题的小说，都可称为“问题小说”。
这类小说包括个性自由、恋爱婚姻、伦理道德、妇女解放等社会问题。
还有些作品涉及了劳动人民的疾苦、军阀混战所带来的灾祸以及儿童问题、教育问题、劳工问题等等。
这正是文学研究会主张的“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
于是，《小说月报》找了冰欣作为他们文学主张的代言人。
林子轩同样需要为《新月》杂志找一位代言人。以杂志的诗歌定位而言，这位代言人最好是位女诗人，还要是美女。
无论怎么说，在社会上，美女总是能受到优待。
比如看一篇小说，如果知道作者是位美女的话，那读者看书的心情绝对不一样，这是人之常情。
林徽茵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林子轩打算在《新月》杂志上推出一个专栏，叫做“人间四月天”。专门刊载林徽茵的诗作和散文，把她捧为民国第一女诗人。
有了这个噱头，不怕杂志不畅销。
就连郭沫偌也知道这个方法，他的创造社同样推出了一位女作家，叫做冯沅珺。
这也是一位才女，家学渊源，自幼喜爱读古文，尤爱读唐诗，十二岁就能作诗填词。
1922年。她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并考取北京大学研究所研究生，研习中国古典文学。
1923年开始小说创作，以笔名淦女士在《创造季刊》与《创造周报》上发表《旅行》、《隔绝》和《隔绝以后》等小说。
她的小说充满了大胆的描写和反抗旧礼教的精神，震动过许多读者。
这几位女性可以说是五四以后中国第一代的女作家。她们所写的小说大多是反映社会现实的“问题小说”。
林子轩不由得想起那位喜爱拍电影的丁灵。
丁灵是五四以后第二代的女作家，她更多的是关注女性自身的问题，比如《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
后来的萧虹则是一位天才的小说家。她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小说文体。
那就是小说的散文化，她小说中的语言没有着意雕琢的痕迹。自然而然，蕴含着一种稚拙浑朴的美。一种独特而醇厚的情调，从而成为“萧红体”小说叙述风格的重要特征。
至于张爱灵，她是海派言情小说的集大成者。
她的小说和新文学的关系不大，而是直接来自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她写出了一个真实而虚幻的上海。
这些女作家可以说是时代造就了她们，而她们则书写了这个时代。
1923年12月10日，《新月》杂志的创刊号全国发行，掀起了对于新诗的大讨论。
有人认为所谓的新诗格律化是给新诗带上枷锁，是束缚了新诗的“自然”和“自由”，是新文学的倒退。
也有人赞成，诗歌之所以不是小说，不是散文，是因为它应该有旋律，有节奏，不能太过散漫，没有约束。
这其实就是“自由体新诗”和“格律化新诗”的争论。
郭沫偌的《女神》是自由体新诗的代表作，他的诗歌完全是按照自己抒发的感情而定，诗节、诗行长短无定，韵律无固定格式。
或者说他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只要能把感情表达出来即可。
而徐至摩提倡的诗歌格律化，则是要求诗歌要有一定的节拍，有韵律，有音乐性。
两者的诗歌主张有极大不同。
林子轩没有参与论战，他知道这种争论直到后世也没有消失，不过在后世新格律诗处于边缘地位，自由诗占据了主流。
这不仅是因为自由诗最能体现新诗自由的精神，最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
还因为新格律诗比较难写，自由诗写起来较为容易，所以写新格律诗的诗人越来越少，不过那时候诗歌早就没落了，诗人也不值钱了。
鲁讯在1934年说过：“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可惜中国的新诗大概是前一种。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
这或许能说明后世诗歌没落的原因，因为没有韵律，所以读者根本就记不住。
在这一期的《新月》杂志上，也有人注意到了林徽茵的名字，虽然诗写的一般，但却是一位颇有家庭背景的女诗人。
因为父亲在北洋政府中担任要职，林徽茵在北平颇有名气。
林子轩给了她特别的推荐，培养她成为《新月》杂志的代言人。
第二百章超越时代所遭遇的尴尬
在僵持了大半个月后，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廨判定商务印书馆旗下的杂志社传播不良信息，对林子轩的名誉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让其在报纸上公开道歉，并象征性的赔付林子轩一千银元作为补偿。
这是双方角力的最终结果。
商务印书馆家大业大，林子轩拿它没办法，而且官司也不能无休止的打下去，这算是双方都能接受的判决了。
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鲍咸倡是浙江宁波鄞县人，他的父亲鲍哲材早年在宁波崇信书院读书，毕业后到上海担任沪南清心堂牧师，并参与开办清心中学。
沪南清心堂属基督教机构，其与清心中学都由美国北美长老会所办。
也就是说商务印书馆和美国基督教的关系密切，在上海租界内，教会拥有很大的能量。
这件事就这么了结了，有关林子轩和孟晓冬的绯闻也从报纸上消失，但却成为百姓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孟晓冬重新出现在舞台上唱戏，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就算以前不听戏的人也来捧场。
她在上海的京剧界已经有了名角的地位。
这就是明星喜欢炒作绯闻的原因，能够极大的增加知名度。
只是也留下了后遗症，在闹了这场绯闻后，那些觊觎孟晓冬的人不再出现，同时也让孟晓冬和林子轩纠葛在了一起。
就算林子轩打赢了官司，但多数人还是认为孟晓冬和林子轩有关系。这就是八卦的力量。
林子轩不可能管得住别人心里想什么，他又没有超能力。
他接到了来自英国和美国的信件。
弗吉尼亚伍尔芙看了《麦田里的守望者》，毫不客气的批评这本书的美国血统。也就是说，相对于英国文学的典雅和优美，美国文学带着一种浮躁和夸张。
美国文学刚开始是模仿英国文学，后来逐渐脱离英国文学。
到了这个时代，美国文学才发展出自己的特色，开始繁荣起来，由此也就出现了英美文学的差异化。
英国文学较为传统。无论是写作方式还是用词上都中规中矩。
说难听点叫做古板，说好听点叫做典雅。
因为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所以美国文化是各种文化相融合的结果。反映到文学创作上，美国文学讲究创新，语言上较为张扬，充满个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