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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折子，便是冲着那些个反对海防之人来的。”林义哲道，“我怕有词不达意之处，是以请先生为我润色修改一遍。”
“大人放心，此是老朽分内之事，定当给大人做出一篇锦绣文章出来！”徐润朗声道。
“那便烦劳先生了。”林义哲道，“先生也知道，此文是需得两宫皇太后看明白透彻的，所以还望先生改得浅白易懂一些。”
“老朽明了，大人尽管放心。”徐润说道，“老朽尽快帮大人把折子写好，大人可以船递将折子火速递上，两宫皇太后早一日看到这个折子，大计便能早定一日。”
“先生所言，正合我心。”林义哲点头道。
徐润将林义哲打的底稿仔细的看完，便取过纸笔，当场写了起来，林义哲看着徐润笔走龙蛇，心中不由得暗暗感佩。
天色渐晚，陈婉注意到林义哲没有过来吃饭，有些奇怪，便要侍女前去查看，不一会儿，侍女便来回报了详情，见林义哲和徐润忙活得竟然连饭都忘了吃，陈婉心知他们定是在忙要事，便吩咐厨房做好了饭菜之后，送到徐润房中。
对她来说，这一老一少这个样子，已经不是第一回了。
差不多与此同时，远在西北的左宗棠，也在灯下急急忙忙地拟着折子。就在几天前，他收到了山东巡抚丁宝桢的来信，得知了林义哲欲借洋债以办海防的消息。为了不让林义哲的计划干扰了他的“西征大业”，此时的左宗棠，也在绞尽脑汗的措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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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后，北京，紫禁城，乾清宫。
已是入夜时分，但慈禧太后仍然没有休息的意思。她反复的看着一份奏折，时时的陷入到了深思之中。
“妹妹还在看林义哲上的那个折子？”慈安太后问道。
“嗯。”慈禧太后点了点头，她表面上虽然表现得仍然很是平静，但心里的波澜却并没有平息。
“这林义哲果真不愧为林文忠公之后，文章竟然写得绝妙如斯。”慈安太后说道。
“他这文章是好，上面讲的理儿，也透彻。”慈禧太后感叹道，“只是我想不明白，他年纪轻轻，是怎么想到这些的？这等见识，只怕是林文忠公在世，也断断没有的啊！”
“是啊！满朝文武，没有一个能有这样的见识。”慈安太后点头道，“若能真的按他在折子里说的办，咱们大清，当真有中兴之望！”
第四百三十八章 桌腿之论
慈安太后之所以给出了如此的评价，绝不是没有原因的。
她和慈禧太后以及恭亲王文祥等朝廷重臣都知道，中国目前的边疆形势非常严峻，从战略上考虑，解决新疆问题既是当务之急，也具备了一定的时机与条件。而从更长远的战略看，海军的建设同样不可待之来日。“塞防”派的理论清晰而又明确，“海防派”的主张同样是基于现实存在的威胁。
而无论塞防还是海防，都是得花上大笔的银子的！可现在的大清，在经历了太平天国之乱后，根本拿不出银子同时兼顾！
但林义哲的折子，却清晰的指出了一个真理？——一个国家建立海军，绝不只是不让外国的炮舰打破海上边疆的宁静，海军的舰船，可以拉动老大腐朽的天朝上国走出传统，走向世界！可以带来国家的强盛和社会的根本变革！这真理的一步，朝中的大臣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
而且，林义哲在折中还详细的考证了中国人经略海洋，开拓海上通路的历史，并指出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是古以有之的！
历史上的中国人对海洋战略地位及其价值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这个过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跃升和海洋开发水平的提高，不断深化和扩展。从远古时代至15世纪，接触海洋的中国人主要是居住在沿海地区的居民，他们利用海洋的活动主要是在沿海航行，采拾贝类和捕捞小鱼，利用海水制盐。中国人把经营海洋看作是陆上农耕渔猎生活的自然延伸，即“通舟楫之便，兴鱼盐之利”。林义哲考证《易经》上便有过“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的记载。《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的齐国卿相管仲提出的“惟官山海为可耳”的政策主张。战国时，韩非子在总结治国经验时再次强调海洋开发的重要性，也提出过“历心山海而国家富”的著名论断。
林义哲还指出，中国向海上的发展步伐并不比欧洲晚。自晚唐以来，中国社会开始脱离原先内陆帝国的运行轨道，出现“头枕东南，面向海洋”的发展路向。东部沿海相继产生了一大批海上贸易活动繁荣的港口城市。宋元时期中国在造船技术和海上定向技术方面都处于绝对领先地位。航海罗盘至少在北宋徽宗时期即已运用在本国建造的大型海舶之上。到了明朝。明成祖朱棣置开国禁令于不顾，几乎和欧洲人同时开始了海上探险。1405至1433年的20余年间，郑和曾率领由2万多人和一、二百艘舰船组成的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七下西洋，郑和的远航不但达到了“耀皇威于四海”的政治目的，也极大的促成了中国民间的海上贸易发展。
但是，郑和七下西洋既是中国古代航海事业的巅峰。也是中国海洋发展路向严重受挫的标识性事件。1433年，明宣宗朱瞻基在批准郑和作最后一次海上远征后，下达了严厉的“禁海令”，禁止沿海居民从事外贸活动。约有千余艘战舰的明帝国就这样放弃了海权，告别了大海。林义哲指出，正是明代的海禁，使得国家税源流失。加之走私盛行，倭寇入侵，明朝的国力很快衰退，最终灭亡！
“强敌四顾，陆海皆危”曾是中国近代以来安全环境的一个突出特点。鸦片战争后，一些有识之士对海洋方向的严重危机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并陆续提出了应对之策。林则徐堪称为清朝高级官员中睁眼向洋看世界的第一人。思想家魏源接受林则徐的委托，编撰出一百卷的伟大著作《海国图志》；提出了建设海军海防的一系列主张。开中国近代海防思想之先河，成为杰出的海防思想启蒙家。魏源指出，抵御强敌入侵的上策是要“严修武备”，尤其要严修海上武备，因为入侵之敌主要来自海上。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也曾发出了“伤心问东亚海权”的时代浩叹，并警示后人：“惟今后之太平洋问题，则实关于我中华民族之生存。中华国家之命运者也”。但由于“重陆轻海”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统治阶层始终难以在“海防”与“塞防”之间找到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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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安太后之所以给出了如此的评价，绝不是没有原因的。
她和慈禧太后以及恭亲王文祥等朝廷重臣都知道，中国目前的边疆形势非常严峻。从战略上考虑，解决新疆问题既是当务之急，也具备了一定的时机与条件。而从更长远的战略看，海军的建设同样不可待之来日。“塞防”派的理论清晰而又明确，“海防派”的主张同样是基于现实存在的威胁。
而无论塞防还是海防，都是得花上大笔的银子的！可现在的大清，在经历了太平天国之乱后，根本拿不出银子同时兼顾！
但林义哲的折子，却清晰的指出了一个真理？——一个国家建立海军，绝不只是不让外国的炮舰打破海上边疆的宁静，海军的舰船，可以拉动老大腐朽的天朝上国走出传统，走向世界！可以带来国家的强盛和社会的根本变革！这真理的一步，朝中的大臣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
而且，林义哲在折中还详细的考证了中国人经略海洋，开拓海上通路的历史，并指出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是古以有之的！
历史上的中国人对海洋战略地位及其价值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这个过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跃升和海洋开发水平的提高，不断深化和扩展。从远古时代至15世纪，接触海洋的中国人主要是居住在沿海地区的居民，他们利用海洋的活动主要是在沿海航行，采拾贝类和捕捞小鱼，利用海水制盐。中国人把经营海洋看作是陆上农耕渔猎生活的自然延伸，即“通舟楫之便，兴鱼盐之利”。林义哲考证《易经》上便有过“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的记载。《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的齐国卿相管仲提出的“惟官山海为可耳”的政策主张，战国时，韩非子在总结治国经验时再次强调海洋开发的重要性，也提出过“历心山海而国家富”的著名论断。
林义哲还指出，中国向海上的发展步伐并不比欧洲晚。自晚唐以来，中国社会开始脱离原先内陆帝国的运行轨道，出现“头枕东南，面向海洋”的发展路向。东部沿海相继产生了一大批海上贸易活动繁荣的港口城市。宋元时期中国在造船技术和海上定向技术方面都处于绝对领先地位。航海罗盘至少在北宋徽宗时期即已运用在本国建造的大型海舶之上。到了明朝，明成祖朱棣置开国禁令于不顾，几乎和欧洲人同时开始了海上探险。1405至1433年的20余年间，郑和曾率领由2万多人和一、二百艘舰船组成的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七下西洋，郑和的远航不但达到了“耀皇威于四海”的政治目的，也极大的促成了中国民间的海上贸易发展。
但是，郑和七下西洋既是中国古代航海事业的巅峰，也是中国海洋发展路向严重受挫的标识性事件。1433年，明宣宗朱瞻基在批准郑和作最后一次海上远征后，下达了严厉的“禁海令”，禁止沿海居民从事外贸活动。约有千余艘战舰的明帝国就这样放弃了海权，告别了大海。林义哲指出，正是明代的海禁，使得国家税源流失，加之走私盛行，倭寇入侵，明朝的国力很快衰退，最终灭亡！
“强敌四顾，陆海皆危”曾是中国近代以来安全环境的一个突出特点。鸦片战争后，一些有识之士对海洋方向的严重危机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并陆续提出了应对之策。林则徐堪称为清朝高级官员中睁眼向洋看世界的第一人。思想家魏源接受林则徐的委托，编撰出一百卷的伟大著作《海国图志》；提出了建设海军海防的一系列主张，开中国近代海防思想之先河，成为杰出的海防思想启蒙家。魏源指出，抵御强敌入侵的上策是要“严修武备”，尤其要严修海上武备，因为入侵之敌主要来自海上。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也曾发出了“伤心问东亚海权”的时代浩叹，并警示后人：“惟今后之太平洋问题，则实关于我中华民族之生存，中华国家之命运者也”。但由于“重陆轻海”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统治阶层始终难以在“海防”与“塞防”之间找到平衡点。（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m。阅读。）
第四百三十九章 相见恨晚
天色已近傍晚，正是华灯初上之际，但在恭亲王府里，这个时候却是一片宁静的气氛。
在林义哲曾经拜访过的那个后花园暖阁之中，恭亲王奕忻，军机大臣文祥正静心对坐，等着喝茶。
玻璃阁子里面，茶香浮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