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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之间变得勤恳奋进，直言进谏起来。
弘治帝原是想像请走万安那样，将刘吉也请回家去养老，奈何人家现在从庸臣变成忠臣，连赶人的借口也没有了，只得无奈地由着他继续占据首辅的位置。
刘吉留任唯一的好处是，为了讨好皇帝，表示自己真的与以前不一样了，他也不能再走之前那种碌碌无为的路线，起码得拿出一些身为首辅的气魄来，唐泛提出的新律，刘健主张对鞑靼用兵，俱都在这个时期被一一通过。
弘治朝，当真渐渐有了些新气象来了。
但真正的大转变，则是发生在弘治三年。
弘治三年的春天，一小拨倭寇从浙江登陆，对沿海百姓进行烧杀抢掠，甚至一度攻入绍兴城内，直到浙江都指挥使带兵赶到救援，那些倭寇才从容不迫地由海路离去，临走前还卷走大量金银财宝和女人。
在这短短一天之内，绍兴城内饱受劫掠，趁着所有人猝不及防，来不及组织起防备反攻之际，倭寇就先下手为强，先将士兵屠戮大半，又几乎把城中富户搜刮干净，另有绍兴城知府遭遇劫持，为全名节而选择自杀。
此事传到京城，立时朝野震动，所有人都很难想象以区区倭寇顶多一千来人，竟能将绍兴城府攻占。
然而追根究底，人们才发现，原来那些倭寇是假借日本进贡来使的身份，在海上劫持原本要与日本进行勘合贸易的大明官船，然后再假扮成明朝人的身份，返航回明，再与大明人勾结，得知绍兴城城防守空虚的消息，趁机攻打，果然轻易得手，那些倭寇担心朝廷大军很快杀到，因此也不敢久留，只是把财宝扫荡一空，再劫了一批女人，拍拍屁股溜之大吉。
宣德之后，朝廷逐渐实行海禁，当年叱咤风云的大明宝船已经不见踪影，连造船厂也荒废了许多，如今仅有的官船战斗力有限，士兵也很少作专门用于海战的备战，如何能追赶得上那些久经海浪，经验丰富的倭寇？更不必说他们还有通风报信的内应，早在明军来之前，就已经登船远去，扬帆疾行了，大明官兵由此只得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扬长而去，无可奈何。
这勘合贸易，是在海禁实行之后，明朝与外界唯一的官方贸易方式。
倭寇劫掠勘合贸易的官船也是常有的事，但像现在这样公然跑到大明来洗劫，直是闻所未闻！
说到底，是倭寇太嚣张，还是官军太无能？
是要狠狠打击倭寇，还是连勘合贸易也给停了，彻底切断大明通往外界的通道，也断绝外界觊觎大明的欲望？
朝廷为此争论不休。
第161章 番外十大海
中原民族的特性注定它不是一个肆意扩张的民族。
本朝也不例外，自疆域稳定下来之后，国策转攻为守，再也没有开国之初那种锐意进取的朝气，取而代之的是老成稳重的守成之君，久而久之，国朝重文轻武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连边疆将领都得是进士出身才更让人来得信服。
这次绍兴之乱引起的震动很大，但后续讨论应对策略却并不顺利，朝中普遍的主流声音都认为勘合贸易实属毫无必要，既不能给朝廷带来多么大的利润，还会引来倭寇入侵骚扰，还不如将勘合贸易直接停掉，彻底关闭天朝与外界沟通的通道，这才是万事太平，一劳永逸之策。
然而这样的声音虽然占了大多数，也并非没有反对意见的。
其中之一，便是以唐泛等人为首的主战派。
唐泛认为，堂堂天、朝，虽不好战，可也不应怯战，要知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说白了，如今人家都欺负上门了，哪里还有当缩头乌龟的道理？
再者大明周围有如属国安南，附庸朝鲜等，若是遇事则退，这些附属国又会如何看待大明？大明国威又何在？
太、祖收复汉家河山，永乐天子迁都北京，天子守国门，这才过了多久，大明当年横扫千军，将蒙元赶回草原的气魄呢？
现在关闭国门，固然可以图一时安逸，但万一将来倭寇之祸弥烈，难道还要一直龟缩不出么？就算不为眼下计较，也该为百年后代子孙着想罢？要知道宋时海上贸易遍及各国，为宋朝政府带来了巨额利润，为何我大明如今武力远胜宋代，但雄心胆魄反倒远远不及了？难道蒙元那一百多年的统治，将我中原子民的胆子也给打小了？
这番话虽然慷慨激昂，但反对的人并不在少数。
许多人过惯了安逸日子，都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唐泛提出的所谓雄心胆魄嗤之以鼻，又认为天朝物产丰饶，何必走海上险路，去跟升斗小国争那等鱼米之利？
更何况造船耗资巨大，当年三宝太监七下西洋足以证明一切：这七次远航非但没能为大明带来什么利益，反倒往里赔了不少钱，甚至有人觉得，永乐以后之所以国库日益萎缩，跟当初皇帝坚持要下西洋也有莫大关系。
还有，如果耗费人力物力去跟倭寇打仗，打赢了不见得多么长脸，要是打输了，那才是大大的丢脸，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不管不问，直接关闭国门，像太、祖皇帝规定的那样：片板不许下海，这才是万全之策，祖宗成法总归是没错的。
甚至有人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认为唐泛之所以主战，跟他现在主管兵部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一打仗，兵部可以从中渔利，得到更多的经费不说，地位也能由此得到大大提高。
唐泛一一反驳了这些观点。
首先，打仗肯定要有所付出的，没有付出就没有回报，不能光想着天上掉馅饼。国虽大，好战必亡，但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大明如今并非主动在进行一场无道之战，恰恰相反，是别人打上门了，掳我百姓，劫我钱财，若不再自卫反击，只会被视为软柿子一般柔软可欺，以后这样的事情依旧会频频发生，国门一旦关闭，所有人都认为从此安逸而忘记危机，久而久之必然连战如何去打都忘记，到时候还是会被人欺上门，再说这一次还有不少百姓被倭寇掳掠到海上去，难道那些人都就此不闻不问了么？
其次，勘合贸易非但不能彻底关闭，反倒应该更为开放，有鉴于前宋海上贸易带来的巨额利润，武力更加强盛的大明完全也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太、祖皇帝虽然有片板不许下海的规定，可那是针对民船而言，要知道在那之后，三宝太监也同样七下西洋，官方贸易并未停止，祖宗成法之说大有变通之处，严格说来并不存在绝对的禁令。
而且就算现在官方禁止民间贸易，也依旧有不少民船私自出海，谋取利润，正因为海禁，这些民间的盈利，官方并未得到一分一毫，这才是巨大的损失。堵不如疏，与其放任这些非法私贸继续进行下去，不如由官方组织起来，将其合理化，让其缴纳税赋，这才是一举两得的长久之道。
唐泛并非一个人在战斗。
有许多人反对他，同样有不少人支持他。
这些人包括南京太常寺少卿杨一清，太常寺少卿李东阳，侍讲学士谢迁等。
如果说谢迁纯属友情支持好友，那么杨一清和李东阳等人，则是从实际战略意义出发的。
他们的观点大体上与唐泛一致，都认为守不如攻，虽然造船与组建水师耗费巨大，但是后期收益完全可以弥补回来，如果能够重现前宋那般海上贸易规模，则朝廷往后也就不必发愁每年国库拨不出钱粮，天子也不必发愁内库的钱财不够使了。
这些人虽然官职不显，甚至没有一个内阁阁臣，但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当今天子所信重的少壮派官员，如无意外，在几年之后，当内阁这批老臣子一一致仕之后，大明中枢将由他们来主宰。
两方争议异常激烈，从弘治三年一直持续到弘治四年，从一开始到底派不派兵剿匪，要不要停止勘合贸易，到后来争论要怎么派兵，怎么打，开放海禁要开放到什么程度，也算是逐渐打开了一点局面。
直到弘治四年末，尝到甜头的倭寇见明廷毫无动静，又一次席卷而来，登岸劫掠，促使天子终于下了一个决定：命汪直提督宁波，组建水师。
弘治帝总体来说是一个比较谨慎保守的人，幼年的经历促使他在一件事上不会轻易做出决定，尤其是重大决定。
假如他身边的人与他一样保守谨慎，那这个朝廷就是一个谨慎的朝廷，它能够完美地完成守成任务，却无法像开国之初那样锐意进取。
这也是正常的，因为任何一个朝代发展到一定阶段，如果没有外力因素，只会这样一路保守下去，直至灭亡。
但历史在这里拐了个弯。
唐泛他们自然并不知道，弘治三年，距离大明不止万里之遥的另外一端，一个叫迪亚士的葡萄牙航海家发现了非洲好望角。
而一块被称为欧罗巴的大陆，当年成吉思汗带领的蒙古骑兵曾经到过的地方，正将一场被后世称为“文艺复兴”的浪潮席卷那一整块大陆。
与那块大陆隔海相望的一个小国，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宗教改革做准备。
这些事情，大明一无所知。
即使是唐泛，也并不知道他所据理力争的事情，将为帝国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汪直终于等来了自己梦寐以求的那一天。
从大同回来之后，他曾经以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已经完蛋了。
对于宦官来说，他的成绩也许很辉煌，但汪直并不满足，他天生就喜欢指挥千军万马驰骋在战场上的感觉，而老天似乎也赋予了他这样的才能，大同几年的驻守，对鞑靼用兵的胜利，足以说明这一切。
但这种好日子没有维持多久，当时的朝廷见好就收，不愿意将鞑靼彻底掐灭，为免别人说自己骄横跋扈，有了功劳就谁也不放在眼里，加上唐泛对自己的一番劝说，汪直不得不跟着班师回朝，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前线。
唐泛当时曾劝他要将目光放远一点，不要光盯着草原一块，大明同样还有辽阔的海域，同样不平静的西南。
说这番话的时候，也许连唐泛自己都没有料到，这番纯粹是出于安慰的话，将会在未来变为现实。
汪直平生最崇拜的人便是三宝太监。
如今能够让他去做像三宝太监一样的事情，如何能让他不激动？
而对朝廷来说，他也的确是个很好的人选。
朝中依旧有不少反对的声音，天子下这个结论，虽说得到了唐泛等人的支持，却也同样遭遇到不少反对，包括内阁首辅刘健等，只不过反对声大或小罢了，在唐泛的运作和努力下，内阁的反对声并不是非常坚定，朝廷最终同意组建水师，小规模地打一场针对倭寇的战役，前提是经费要严格限制，不能超过预算。
这种情况下，不管是派文臣还是武将去，都很容易遭到弹劾。
但汪直就没有这样的顾虑。
首先他是宦官，原本的短处在这里却成了优势。国朝宦官掌兵早有先例。
其次汪直也有战功在身，谁也不能忽略他在大同时取得的战绩。
在当今天子还是太子的时候，汪直就已经暗中投向他那一边，并且为太子登基做了不少努力，如今终于到了收割成果的时候。像弘治帝那样的人，别人对他好一分，他只会加倍对别人好十分，所以当汪直主动请缨的时候，皇帝毫不犹豫就答应了，甚至还从内库里额外拨出一些钱，表明自己支持的态度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