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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修房子吧，等咬咬牙修了新房子，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再没有找到工作之前，在家里待了几天。
从老黄那件事儿开始，我逐渐有了一个习惯。一心烦我就拼命干活儿，有些女人又心烦就吃东西的癖好。我则表现为不停地做家务。
失业第二天，我把家里所有的玻璃擦了一遍。
之后有一家销售生化用品的公司通知我去面试。
那天的面试倒是很顺利，并且我刚进那家公司开始就能感觉到一种强烈的团队精神。同事们之间有说有笑，即便是我这样的陌生人目光和他们交汇时，都有一种暖暖的感觉。在推开老板的门，开始面试前的一瞬间，我暗自下了决心，一定要好好干。
老板是个面目慈祥的中年妇女，声音也很有磁性。我心里庆幸自己运气真好，这个老板也是女人，应该不会有上一个公司那样的尴尬了。中年妇女主要问了一下我的籍贯、年龄、以及在当地的社会关系后，就通知我明天开始岗前培训。
得知自己通过面试的瞬间心情是很好的，回家的路上只是有些疑惑。学历、专业、经验都绝口不提，为什么却问那些无关紧要的条件？
第二天老板不在，等待我的是一个自称姓李的培训师。李培训师先介绍了一下企业的背景和概况，大意是：我们目前所在的是一家中澳合资的有外资背景的环球国际大企业，我们接受完培训并考核合格后就是白领了。干个三五年，有了业绩就是金领了，一个月薪水一、两万——算个什么啊？
李老师说到此处，若有所思地问了问身旁的助手：“上个月派去东京的那个王什么来着，干了才几年，就买了两套房子，两辆车。”李老师身旁的助手很配合地迎合道：“哦，他啊？业绩算中上吧，干了不到五年。”
助手言语中似有三分不屑和七分嫉妒。于是，周围和我一起培训的男男女女开始群情骚动，仿佛那香车、豪宅唾手可得。接着李老师示意大家安静一下，又分析了一下本行业的发展前景和潜在市场，最后结合我们这些人的具体情况又大致做了一个职业规划。
见李老师眉飞色舞地侃侃而谈，分析也算鞭辟入里，我也有一种蠢蠢欲动的感觉。李老师趁势教我们喊了几句口号，无非也就是努力、奋斗、前进之类的夸夸之谈。
下一个环节是，所有的同事都相互介绍，相互认识。我默默地坐在角落里，看着每个人的神态，又仔细端详着李老师。正巧李老师看到了无动于衷的我，脸上略有不快，并微微皱眉暗示我要和光同尘……
听着周围这些人的介绍，有无业的、有通过下水道的、有卖过报纸的、也有大学毕业没找到工作的、也有军队复员没处安置的。其中影响最深的是一个叫安又洁的大辫子女孩儿，我刚开始听名字以为她是韩国人。结果后来她说家住本地，在哪个胡同里住着。
临了，李老师又叫我们唱了首歌，说是以后每天来公司上班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唱这首《奉献》，并说“奉献”是公司的主旋律，是公司独有的文化底蕴。
晚上回去，我随便熬了些粥喝了。躺在沙发上仔细回忆着培训的一切细节，最后我得出结论：这他娘的绝对是个传销，不过手法十分隐蔽而已。
第二天起，我又重新开始找工作，再没去参加培训。什么金领、什么月薪一两万、什么李老师，一起见鬼去吧。
大概一年以后，在电视新闻上看到了捣毁传销窝点的新闻，里面有个正在接受改造的大辫子，如果我没看错，应该就是那个安又洁！
那个中澳合资的企业见鬼之后，我在一家小公司找的了文案的工作，没有高新的许诺、没有豪宅的望梅止渴，月薪也就一千块钱，可这钱挣着心里踏实！
上班第三天，二妞说匠人找齐了，可以开工了，要找仙人看个吉日吗？
我和爸妈商量了一下，他们决定破土动工，修宅安家是个大事，得请个仙人看看。
我没好气地说，先打一部分钱给你们吧，其他的事儿随你们，便挂了电话。村儿里那几个跳大神的，几斤几两我清楚的很，上小学的时候就有同学的姥姥得病，被一个大神儿给用巫术耽搁了，本来很小的病，最后竟然要了命。或许吧，落后和贫穷总是使人对未知充满着敬畏。
到新公司，拼命干了一个礼拜。老板夸我踏实肯干，我第一次得到了一种认可。这种认可甚至比金钱更有价值！当我陶醉在这种认可中时，我病倒了，其实也就是小感冒。
第二天正好是周末，我决定去医院看看。正打算早早睡觉出身汗，说不定明儿就轻快点儿。
电话响了，家里的。
妈妈在电话那头说：“娃，大仙儿说了，明儿是个好日子。上上吉，适合破土动工，财聚人安！”
我说：“好吧！”
于是又上了闹钟，一定要在这个好日子里去医院看病。
果然是感冒，医生说我作息时间不规律，体内免疫能力下降，是病毒性感冒，问题不大，打个吊针就好了。我满怀欣喜地去取药，背井离乡的日子，疾病带给你最大的痛苦并不是身体的煎熬，而是在疾病的煎熬中对家乡的思念和举目无亲的凄凉。
划完价，我去取药。一看价钱，三百八十五！
这就是财聚人安啊，这哪里是医院，还不如黑社会呢。咱不是来找医者父母心的白衣天使看病的，而是来破财消灾的。
或许此刻，我的父母远在千里之外正双手合什在大仙的祈祷中看着那一座破旧不堪的屋子瞬间尘封瓦解。
躺在床位上，开始打吊针。
扎了针的胳膊慢慢有些发凉，腾出一只手来玩弄着手机上的游戏，突然电话响了，是二妞的手机。
电话那头却是妈妈的声音：“娃啊，修房咧……修房咧……先生说咧，咱破土的日子大吉大利，财聚人安！”
挂了电话，我冲护士大喊：“快来看看，针斜了，胳膊都起包了。一百多一个吊针就这手艺啊？”
小护士一脸倒霉相地过来，重新给我扎了一针。临走时对旁边一个看上去是个外来务工的病人吆五喝六的，说是再不去取药，就不管了。
陪护的病人亲属赔笑着送走了护士，开始从兜里掏出十块、五块、一块的钞票来凑钱……
人一生中什么时候最富有？上学的时候，我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当时的答案是等长大赚钱了，我有新铅笔、新作业本、新衣服的时候最富有。刚毕业的时候，我风餐露宿、颠沛流离，当时的答案是赚到大把大把钱了，我有一个可以安身的房子，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的时候最富有。年龄越大，越不容易满足。原来，人的欲望是会膨胀的。而如今，我觉得每个人一生中刚出生的时候最为富有。嗷嗷待哺的婴儿，拥有亲人、拥有健康、拥有梦想、拥有未来。慢慢的，我们长大了，发现并不是每个人的童年都像童话般美好；每个人的身世都不是那般显赫；每个人的付出都不是有那样丰厚的回报。逐渐，我们失去梦想、失去亲人、失去纯真、失去健康、失去生命，最后变得一无所有。
同样的公司，同样的文案工作，我的付出甚至比其他人多很多，但是回报却未必成正比。有靠亲戚关系可以拉来生意的，坐享高薪。有合客户眼缘的，陪着吃吃饭、喝喝酒，坐享高薪。我心里曾极度的失望，感叹为什么我无法通过各种努力而改变自己的命运。慢慢的，我也转过弯儿来了。这些人或许也有她们的难处，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没有那份儿钱是好赚的，人家的关系、姿色也算资源。
同一座写字楼上，有一家监理公司。两个公司的员工上上下下总在电梯里碰见，日子久了也点头微笑，算是打个招呼。午休时间在楼下喝茶的时候，也经常碰见。公司不大，就那几个人，一来二去的也算认识了。
一般午休喝茶，同事们都坐在一起，说说笑笑好不热闹，同桌的同事也轮流请客，是个不成文的规矩。
而我每次总是单独坐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要一杯最便宜的饮料，独自打发时间。和大伙儿坐一块儿，当然热闹。但是来而不往非礼也，总不能每次都叫别人请客，而我无动于衷每次到结账的时候装作神马都是浮云吧？别人点的茶品价格都不低，一桌子下来没有个两三百根本下不来。所以，我敬而远之。
是的，贫穷让我格格不入。
那天我和往常一样，独自坐在一个角落用吸管儿在杯子的芬达里吹泡泡，一抬头对面坐了一个人。
他是楼上监理公司的，一头短发，条纹衬衫看着特别清爽干净。
他笑着说：“实在没有位子了，可以坐这里吗？”
我环顾四周，生意火爆异常，的确没有了空位。于是也笑着说：“当然可以。”
说完，我就继续低头吹泡泡。芬达不像茶品那样喝完了可以免费添水，三两口喝完了，总不能拿个空杯子继续坐在这里不走吧。所以我习惯要一杯可乐或者芬达吹泡泡玩，不然午休这两个多小时怎么打发？
忽然觉得这样近距离的两个人待着，而我若无其事地吹着泡泡似乎很傻。于是赶紧抬头，正好他的目光也正看着我。我立刻不好意思地躲开他的眼神，或许他也觉得尴尬吧，开口打破了沉寂：“那一桌都是你们公司的吧？怎么不和他们坐一起？”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刚进公司的时候，午休时间我老躲在办公室里玩扫雷。但过了段儿时间觉得不对劲，别人都在下面喝茶，我和老板待上面，大家怎么想？再说了，就算老板不在，偌大的公司就我一个人待在里面也不好。而请客的茶水开销我又承受不起，于是才这样自我封闭地待着。但是这些原委怎么好对他讲呢？只好又低下头，轻轻地“哦”了一声。
他或许没想到这样一个打破沉默的话题竟然被我如此扼杀了，又沉默了好久，才开口说：“请问你怎么称呼？”我迟疑了下，说了自己的名字。他也做了自我介绍：“我叫雒敬宾，是楼上监理公司的，去年开始才来这座城市，负责总公司在这边的几个项目。”
我说：“哦。”然后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看了看时间，也该上班儿了，于是赶紧招手叫服务生买单。
还没等我掏出钱来，雒敬宾已经塞给了服务生一百块。然后依旧对我笑着说：“认识你很高兴，我来吧。”我正要推辞，服务生却已经转身走了。
我坐也不是，走也不是，脸憋的通红。楞了很久，只好说：“谢谢啊。”扭头就走，边走边想，这家伙人如其名，果然好客。
当天下班，倾盆大雨。
站在写字楼大厅门口，呆呆地望着窗外的暴雨，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如今，打出租车对我来说，是一种奢望。自从开始修房子后，怎么算自己的积蓄好像都少一些，我每个月的结余如恶魔的良知，几近为零。越来越拮据的我，生活如政客的前程，靠算计才能维持。一辆辆飞驰而过公交车拥挤地惨不忍睹，车厢远比我的理想充实。最近的地铁口也得走十来分钟，要不是忌惮感冒后一个吊瓶儿得三百多，我真想淋着雨就走过去。
我就那么站着，反正也不着急，回去也就是做饭看电视。忽然一把伞撑在我头顶，却是雒敬宾又站在我身后微微地笑着。他问了我要去哪儿，然后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