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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手里拿着一个小花袄说：“娃，妈给你做了个棉袄。外面儿冷，你明天走的时候就穿上，可不敢把我的娃冻了！”
我看那个小小的红色花棉袄，怪可爱的，情不自禁地说：“太好看了，我这就穿上。你啥时候给我做的？咋才给我吗？”
妈妈笑嘻嘻地看着我说：“布早就裁好咧，棉花也有。就是一直没做么。你说明儿个走哩，昨晚儿我就给你赶出来了。来，妈给你穿上。”
原来妈妈一听我要走了，连夜给我做了一件儿小棉袄。
妈妈掀开我的被子，把小棉袄穿在我身上，当她一颗颗系上棉袄的螺旋扣时，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下来了。
我一把抱住她的脖子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说：“妈，我舍不得你。”
是的，这里的贫穷足以令人触目惊心，但是家的温暖和亲人的情感不会因为贫穷而廉价，也不会因为富有而高贵。
晚上，妈妈包了饺子。
从我刚提起要走的时候，爸爸就蹲在角落吧嗒吧嗒地抽着烟斗，一句话也不说。
刚吃完饺子，二妞开着三轮儿来了。
我问她：“你咋来了？吃了没？”
二妞说：“明儿你不是要走哩么？我今儿把三轮儿开过来，晚上和你睡，明儿我好早早送你啊！”
那天晚上，爸爸、妈妈和我就那么静静地坐在一起，什么话也没说。
爸爸只是一袋接一袋地抽着烟，妈妈把我的手捧在她的手心里，一遍遍地抚摸。
临睡前，二妞又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对他男人说：“你把娃看好，别再感冒了。你狗日的，求事弄不成，娃都喂不好吗？”
说完“啪”地一下就挂了电话。
躺在床上，和二妞相互取暖，我对她说：“你对男人好一些啊，老对他骂骂咧咧地不好。人家一个大男人，还要脸面哩么。”
二妞说：“他要个求哩，还要脸面。种地不成，挣钱不成！狗日的，他再不把娃给我喂好，我要他弄怂哩！”
天还未亮，我们就醒了。离开家的早晨，格外的冷。幸好，昨天下了一天的大雪终于停了。
临别前，我又看了看爷爷，难得他醒着。我说：“爷，你好好养着。我要走咧！”
话未说完，我的眼泪就汹涌而出。爷爷还是神志不清，他盯了我好一会儿才说：“你就是你爸的娃啊？已经这么大了！你的书念完了吧？”
就像当年上学的时候，每次离开都朝爷爷挥手再见。当我向爷爷挥手再见的时候，他已经睡着了。
二妞发动好了三轮儿等我，我坐上车，无可奈何地和父母告别，我甚至不敢抬头再看他们一眼。
眷恋如黎明的迷雾，浓的化不开……
妈妈把几个红薯揣在了我怀里，说：“娃，拿在手里暖着。这天可冻哩，饿了就和二妞吃红薯！”
我分明已经看见一滴滴泪水滴在了母亲的手背上，但是我还是不敢再抬头看他们一眼，我怕……我怕……
我怕再看他们一眼，我会不舍到心碎。我会猛地扑向他们，再也不愿意离开。
妈妈把红薯揣进我的怀里，但是手仍然停留在那里。她没有华丽的语言来表达不舍，她只想再摸摸我，哪怕就几秒钟……
爸爸仍然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站在我跟前吧嗒吧嗒地抽着烟斗。
三轮儿开了。
妈妈的手慢慢从我怀里抽了出去，我看见她的手指极力地伸展，挣扎着想最后再一次触摸我！
我怀里揣着红薯，以及妈妈的温暖，慢慢远去，慢慢离开我的家。
我终于有勇气抬起头来，盯着那个渐行渐远的家。
一个红点不停地闪烁，那是爸爸烟斗上的火苗。闪烁的红点急速前行，仿佛能听见爸爸快步奔跑的声音——结实的大脚一步步踏在积雪上，一步步朝我的方向追来。
爸爸今天一句话也没说，他只是想再多看我一眼，哪怕在我即将离去的瞬间……
那即将消失的红点，是父亲对我的守望！
一路上，二妞和我也是默不作声，只有颠簸的三轮儿在积雪里艰难地前行。我摸着怀里的红薯，仿佛又一次触摸到妈妈粗糙的双手。
车走到半路，竟然侧翻了。
我和二妞挣扎着从雪地里站起来，扶起了三轮儿。可是怀里的红薯却找不见了，我仿佛失去了妈妈的温暖。
恐惧、无奈、离别、屈辱，所有的所有都在那一刻爆发。泪流满面的我抓着二妞哭喊着：“咱为啥这么苦吗！为啥吗？”
我的怒吼淹没在了黎明的旷野里……
悲痛总是更加能给人力量，我和二妞交替地在黎明里呼喊，满身泥泞，时而哭泣，时而大笑。
临别的时候，我把自己的围巾解下来，系在二妞脖子里，说：“也没有啥好给你的，这个围巾你拿着，以后赶集能挡些风寒。”
二妞憨厚地笑着，说：“我不怕，我啥都不怕。我只希望挣些钱，以后能让我的娃去城里读书，然后当城里人，像你一样出息。”
我和二妞道别，她远去的身影笨拙地驾驶着三轮儿，我在心里默念：“一定要让你的孩子当城里人，一定让你的孩子出息。”
原来上学的时候坐火车，总是能避开春运，可是这次却未能幸免。进了火车站，我一直被人流推着走。在黄牛手里弄了张高价火车票，好歹是挤进了火车，所有的车厢没有一点缝隙，这才领略了我们原来真的是人口大国。现在想想，我们的奥运会吉祥物竟然有五个，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痛苦中度过了车程，当我走出火车站的时候，顿时有一种解脱。
欣喜了没几分钟，就愁了。
坐上出租车才察觉钱丢了，幸好我把银行卡都贴身放着。只好给珠儿打电话，要她拿钱在楼下替我付账。
出租车穿梭在繁华的焦虑里，而彷徨的却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一踏上这里的马路，我就有一种争分夺秒的紧迫感，那种渗透在全身的危机使形色匆匆的每一个人无法不浮躁。
珠儿先给了我一个久违的拥抱，然后就笑话我说：“是不是回家过年过穷了啊？连车钱都没了？”我不好意思地说：“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偷了。”
没工夫和她闲扯，给家里和二妞各打了一个电话，报了平安。然后舒舒服服地洗了个热水澡。
当我拿浴巾揉搓着潮湿的头发时，珠儿将一串儿钥匙递在我手里说：“呶，这是这里的新钥匙。你走没几天，就被偷了一次，我换了个锁。”
我问：“原来你也被偷了啊？还笑话我！哈哈”
珠儿自嘲着说：“这不听见你被偷了钱包，我心里一下就平衡了吗？”
我问：“没丢什么东西吧？”
珠儿说：“没有。原来没告诉过你，我还有一套房子。平时不回来的时候基本都住在那里，值钱的家当也放在那里。这所房子如果说一定有什么贵重的东西……”珠儿朝化妆镜那边歪了一下嘴角说，“就是和吕军的那张照片了！对了，王志东他们可不知道我这套房子啊，也不知道吕军的事儿哦。”
我有点惊讶，这个不显山不露水的珠儿原来还有一套房子，于是好奇地说：“什么时候带我去那里玩儿玩儿啊。放心吧，我才不和王志东他们一起多话呢，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我清楚。”
珠儿拧了下我的鼻子说：“姐姐就喜欢你这股机灵劲儿。你走这些日子啊，叶茂和王志东可经常念叨你啊。”
我听了这话有点不好意思，说：“王志东念叨我干什么啊？”
珠儿说：“那个叶茂对你挺有意思的，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怎么样？他至少能让你少奋斗二十年！”珠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我一听，立即说：“你这是什么话啊？不许瞎说。”
珠儿见我如此坚定，也就不再提这茬儿了。晚上我躺在床上，心里琢磨：“如果少奋斗二十年，我就能给爷爷看病，给家里修房子了！我还会有现在恐慌吗？”
兰姨一见我，一脸的不高兴，好像她家年三十儿死了一户口本似的。她还没开腔，我就往她手里塞了两百块钱，说：“兰姨，您看，也没能给您拜个年。我这补上，您看行吗？”
这个老女人立刻笑得如熟透了的石榴，呲牙裂嘴，满口异味儿地说：“你不就是我的亲妹妹吗？还客气啥？”说归说，收钱的速度可一点儿都不慢。
时隔多年，我对兰姨这个女人一直觉得恶心，不过她最后的结局也是很意外的。真的是应了那句话，不作死就不会死。
阿萱和玲玲正抱在一起取暖。
见我回来了，阿萱跳起来就给了我一个吻，玲玲倒是不怎么太兴奋，依旧在床边儿坐着。
我问：“有这么冷吗？这不有空调吗？”
玲玲一边点头一边又把阿萱抱在怀里说：“冷啊，空调不顶用。”
阿萱问长问短地说了一堆，我支支吾吾应付着，眼睛打量着旁边的一个姑娘。
阿萱替我介绍说：“静姐，她是新来的，叫欣欣。”
我朝她点了个头，她倒是显得十分局促不安，立马给我递了支香烟。
我点了烟，抽了几口，这才发觉红红不在。
我问玲玲，：“红红呢？”
玲玲怀抱着阿萱，一直发抖，也不搭话。
阿萱说：“那丫的，在医院呢！”
打电话给红红，无人接听，打到第六遍，依旧无果。我终于放弃了，但是心里仍然十分不安，不知道那傻孩子为什么会去医院。
一会儿阿萱和玲玲纷纷出去走台，只留下那个新来的欣欣一直没有动静。
没事儿就和她闲聊了几句，我问她：“什么时候来的？”
她说：“年前才来的。”
她说话的神态显得十分拘谨，和我当初一模一样，时不时焦急地朝外张望，局促地像一个等待着被玩弄的木偶。
凌晨，欣欣和我告别回家，我这才知道她只做素台。我问她：“你家在这里啊？”
欣欣犹豫了一下，轻声说：“嗯。”
第二天中午，终于打通了红红的电话。
我在电话里：“我回来了。”
红红显得格外兴奋，说：“你回来了啊？真好！”
我问：“你怎么在医院？怎么回事儿？”
她说：“我没事啦，是别人住院。”
我问：“是蔡克成？要是她的话，你就自己伺候吧。”
红红说：“不是蔡克成，是巩然。”
我心想，这感情还真是睡出来的啊。果然不一样了，都照顾上了。
最后问了医院地址就匆匆挂了电话，好歹朋友一场，我该去看看巩然。
在医院门口买了点儿水果，打电话问红红床号，结果小家伙告诉我在外科77床。
进门一看，巩然头上缠着绷带半躺在床上，红红正给巩然喂饭呢。
见我来了，巩然一副不情愿的样子对红红说：“你去吧，我不想吃。”
我纳闷儿啊，就问：“这怎么回事儿啊？”
巩然盯着天花板，指了指红红说：“问她吧。”
红红笑嘻嘻地放下饭盒，给巩然盖好被子，拉着我就往出走。
到了门外，红红拽着我的衣角说：“好姐姐，你可来了。巩然最听你的，你可得帮我说说话啊。”
我问：“怎么了啊这是？你们不都那啥了吗？他还能听我的？毕竟一夜夫妻百日恩啊。”
红红急得直跺脚，说：“姐姐，你就别埋汰我了。巩然是蔡克成给打成那样了。”
一听那个黑猩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