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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芳德说：“通电全国是可以的，但是时机不对头，是不是晚一些。现在几十万大军纷纷南退，咱们能不能顶得住，还得瞧瞧。别说我们了，一般人也看得出来，肯定是顶不住的。”
韩行说：“日军这么强大，就凭我们保安营的这点儿力量，就连傻瓜也看出来了，顶是顶不住的。这个电报是万万不能发的，一但发出了，弄得我们进不能进，退又不能退，那不是太被动了吗！？”
面对着反对意见，张维翰坚定地对大家说：“聊城有几十个县，一千万的民众，现在各县的民众都动员起来了。小鬼子能有多少人，他要是把所有的县城，乡村都占了，最起码也得有10万的兵力，他哪里有这么多的人？别说乡村了，就是高唐、临清这样大的地方，他们也没有力量去长期占领，就是占领了，那也是暂时的。日本人没有什么可怕的，可怕的是别叫他把我们吓着了。我们就是要通电全国，鼓舞起全国人民的抗战决心，也为我们自己鼓劲。”
姚第鸿接着又说：“国民党的军队是退走了，可是八路军又来了，有了正规部队的支援，我们还怕什么。我是坚决拥护范司令领导鲁西北人民抗战的决心，主张把电报打出去。这就叫出师有名，壮我军威。”
韩行接着又对张维翰和姚长鸿的话进行了驳斥：“你们不样这样鼓动范专员好不好，要不是你们这个样，范专员还不会下这样的决心。你们这是要陷范专员于危险之中，你们这是要挑动事端，你们的军队呢？我怎么没有见着。见不着军队，见不着和强大日军抗衡的力量，一切都是白说。”
韩行这样一说，反对通电的人又占了上风。
范筑先批评韩行说：“我也不是受什么人鼓动，我又不是小孩子了，应该怎么做，我心里有数。有些人光想到自己了，如果人人都这样想，那我们中国成了什么样子了，我们的国家还有没有人去抗日，如果都不去抗日了，我们华北和东北的张学良还有什么区别？好了，大家都别说了，愿意抗日的，我们就是同志，不敢抗日的，那我也不勉强，就请自便吧！”
听到范筑先说话这样激烈，反对通电全国的人都不说话了。
范筑先在会上作结论说：“发通电表明我们的抗战决心，这是我反复考虑的。现在日本军队到处横冲直撞，中**队除了八路军外都纷纷南退，发通电就是给那些患恐日病的分子一个教育。告诉他们中国是征服不了的，我们鲁西北人民就敢起来抗击日寇的侵略。而且我们抗战也需要人民的援助，不通电全国，抗日人民如何支援我们呢？我们在敌后抗战是有困难的，但只要各党派、各界人士团结起来，动员广大的鲁西北民众起来参战，我想一切困难都可以克服。所以我下了留在鲁西北，誓死不渡黄河南的决心。还是那句话，大家愿意随我抗战的留下，不愿意的自便，我绝不勉强……”
范筑先的威信不是一时半会儿形成的，既然范筑先坚决留下来抗战，别人也就纷纷表示愿意追随范司令抗战到底。电报稿被全体通过了。
当天晚上，秘书处用长途电话将电报内容传给了六区驻济南办事处的牛连文，牛连文于第二天清早将电文送到了济南各通讯社和报馆，20日在全国各大报纸都发表了范筑先通电全国“誓死留在鲁西北抗战，坚决不退黄河南”的消息。在当时国民党的几十万大军纷纷南逃的情况下，一个小小的专员，竟敢留在敌后坚持抗战，给全国人民以很大的鼓舞。
全国人民高兴了，而日本人却不高兴了，日军为了消灭范筑先和**合作的抗战势力，在193年冬天，进行了两次试探性的进攻。
第一次日寇占领临清之后，在11月20日，日军派出了一个骑兵侦察小队，到堂邑和聊城进行侦察。堂邑县在今聊城市东昌府区堂邑镇西北公里千户营村，1943年，为纪念行乞办义学的武训将堂邑县改名为武训县，196年3月，堂邑县建制撤销，其辖地分别划入聊城和冠县。
日本人到了堂邑后，简直是哈巴狗咬月亮——不知天高地厚，竟然给聊城抗日政府打了一个电话，小队长岗村大尉电话里讲：“你是什么人？我们大日本皇军来了，皇军要去聊城，你们马上准备粮草迎接皇军。要不然，皇军生气了，你们统统的死了死了的，定要杀你个鸡犬不留。”
当时接电话的是参谋长王金祥，王金祥听了心里也怪生气，心里骂道：“妈了个巴子的，你还不知道老子是吃几碗干饭的。真是光着腚串门——没事找事，真是屎克郎跳到粪坑里——找死（屎）。”；但是电话里却在说：“我是参谋长王金祥。皇军来了，我们真是高兴得很，我鲁西北的民众早就盼着这一天了，我们真要好好地迎接一下皇军了。”
王金祥立刻把这事告诉了范筑先。范筑先一面命令王金祥率领着警察和政工人员严密监视着日军骑兵小队，不许放他们一人一骑进城，一面组织了几十个人的自行车队，好和日军的骑兵周旋。
日军骑兵小队长岗村大尉骑着大洋马耀武扬威地来到了聊城城下，因城周围是护城河，只能下了马顺着西门小道前进。到了西城门下，看到城门紧关，大声地吼道：“谁是参谋长王金祥，我们大日本皇军来了，怎么还不开开城门。这样对待皇军，我们要生气啦！”
王金祥站在城门顶上嘿嘿一笑，说：“我也不知道你狗日的叫什么，我就叫你小鬼子吧！你他妈的吃饱了撑得，闲得没事儿，到这里来干什么，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底下岗村大吼：“八嘎！你怎么骂人啊，良心大大地坏了坏了的。我是岗村大尉，速速开城门迎接我们。要不然，你们统统的死了死了的！”
王金祥又是嘿嘿一笑：“噢，原来是岗村小鬼子啊！还迎接你们，狗屁——谁请你来的？弟兄们，他们说要我们迎接他们？那就别客气了，好好地迎接他们吧——”
城墙上乒乒乓乓就是一排子弹。
岗村一看好汉不吃眼前亏，打又打不得，再待下去只能是挨子弹的份了，只能跳上马，领着那一队骑兵顺着河堤向北逃窜了，要不是骑兵跑得快，早就吃上子弹大餐了。
这一路上，只见到处是武装的中国人，这里一队，那里一队的，只要是见了日本人，就是放枪，虽说是没有伤到骑兵，那也是没有了立足之地，岗村只得带领着这一小队日军惶恐不安地往来时的临清方向退去。
下午四点多钟，日军退到了一个叫梁水镇的地方，这里似乎还算安全，一条土路直通村庄，土路两旁有一座座的坟头。岗村带领着士兵，先朝着坟头那边打了一阵子枪。坟头那边什么反应也没有，岗村这才放下了心，感觉到又累又乏，对日本兵们吼道：“进村去，喝点儿水，吃饭，让马歇一歇，然后再走。”
岗村这伙人放缓了马速，几十匹马“哒哒哒哒”地朝村里走去，就在这时，岗村只觉得坟头那边闪起了一片火点，自己的胸口一疼，似乎被蜜蜂蛰了一下，腿上也挨了一下，岗村大叫一声：“不好，中国人的埋伏！”刚喊出了一声，脑袋突然猛一涨，就像一个皮球被打爆了一样，脑袋迅速地膨胀，然后四分五裂地不知了去向……天地也迅速地黑了下来，什么也不知道了，世界化成了无数的碎片，然后慢慢地飘去，飘去，飘向了无极的世界……
原来，这是范筑先的自行车队在和敌人的马队赛跑，他们终于跑到了敌人的前面，在梁水镇外坟地里和村里设伏。当时一阵乱枪，打倒了日本骑兵的五六个，把小队长岗村也打死了。剩下的骑兵一看，也弄不清埋伏的有多少人，立刻夺路而逃，直奔临清去了。
日军吃了这次亏，还不死心，于11月2日由高桥联队长率领步骑炮三百多人，再度进攻堂邑。
第1回 管大同到寿张
范筑先亲自率领着齐子修的第三营，再加上政工队、传令队共八百多人，在党邑西北的界牌，依靠着运河，等待着敌人。日军占据了运河西边的林庄村，向运河东边展开进攻。日军是兵精火力足，范筑先是人多士气旺，双方叮叮当当，打得好不热闹，总算打了个平手。
双方打到了下午三点，这时有一个日本鬼子骑着马到附后近大杨庄村去捉鸡，他哪里知道，这里到处是中国人的侦探，到处是民团，早就被民团看到，迅速告诉了范筑先。范筑先立刻命令政工队七八个人，去抓住这个鬼子。也算这个鬼子机灵、命大，一看许多人拿着枪跑来，吓得立刻仓皇逃命，战马也不要了，但还是被我们政工队缴获。
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五点，日军一看，再打下去也占不到什么便宜，况且到处是民团，天一黑，更是中**人的天下，所以赶紧逃回临清去了。
临清日寇经过两次失败，再也不敢轻易出动了，他们收买堂邑北边吴家海子刘桂堂匪部团长吴连杰，委任其为皇协军第一旅，补给武器弹药，使其牵制第六区的抗日部队。
范筑先在积极抵抗日军进攻的同时，也在加紧管理各县的工作，填补国民党县政府逃亡后的空白。11月底，管大同和20名上尉政治服务员奉命派去寿张县。
寿张县在现今阳谷县的南部，1964年被国务院撤消，其行政区域分别划入山东省阳谷县和河南省的范县。管大同20人到达了寿张县后，当时国民党县长齐思元还在任上，听说是范专员派来的服务员，他也不好说什么，只好应付着把这些服务员安排到城内东北角县立第一小学内。
当时这一带经常闹水灾，这时候的第一小学经过水灾后已经墙倒屋塌，仅有一座二层的砖楼和两间小茅屋。此时正值严冬，砖楼残破，窗上玻璃全无，东北风一刮，屋里就如冰窖一般，特别是睡觉时，被子又潮又凉，就如冷铁片一般。
环境的恶劣，并没有阻挡住抗日的热情，很快的，原来冷清的街头出现了石灰水涂写的抗日标语，红绿纸的传单和抗日油印小报《老乡》也印出来了，再加上服务员的救亡歌声，使这座古城的抗日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了。寿张的老百姓用惊愕的眼睛来打量着这批身系武装带，但都是徒手而来的青年军人。
对于这些刚刚离开校门的青年学生来说，如何深入群众，如何组织与掌握武装，确实是新的一课。但是管大同他们分析、研究到，如果能得到基层政权的配合或由自己掌握基层政权，那对开展工作可就方便多了。但是寿张县的情况，又是十分的复杂：
当时寿张城里，虽然旧政权还在，但由于日本侵略已迫在眉睫，各乡已骚动起来了。一些人打着杀富济贫的旗号，组成了各式各样的绿林，打家劫舍，到处绑票。你不叫我活，我也不能等死，惶惶不安的地主绅士就组织起了民团武装，与土匪对打。两方面一打，最倒霉的是老百姓，夹在两种势力中间倍受煎熬。
面对着这两种利害相反的武装团体，服务员的任务就是如何把他们都引向联合对敌，共同抗日的轨道，但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这种任务不能明讲，只能暗暗地做工作。
管大同把人员分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