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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也跟着站了起来，黄河里尿泡随大流，以免引起更大的误会。
张非也只好跟着徐大站了起来。
张维翰和韩行为了尊重所有的国民党人，所以也只能跟着站了起来。
张维翰心里默默地想道：这个徐大到底是个什么人呢？看来，他真不是国民党里的人。那么到底是哪一派的人呢？他说不清，只是隐隐地感觉到有一股熟悉的味道。
范筑先见徐大说错了话，也就揣着明白装糊涂，对大家随便地摆了摆手说：“喝多了，喝多了，大家都坐下，都坐下。”
大家这才放松了身子，重新坐了下来。
喝完了这几杯酒后，话就进入正题了，范筑先说：“上峰命令我们支援武汉大会战，你们不来，那就是一句空话。我们既然占领了飞机场，你们空军又来支援了我们，下一步我们就可以看到武汉了。徐司令有什么高见，我们还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徐大微微地点了点头，不慌不忙地说：“我哪有什么高见啊，我来到了这里，只是奉了孙司令的命令，听从韩行，听从南征军的调遣。不过，范司令既然叫我说说，那我也就只有发表一下个人的意见了。
下一步，我们还要继续攻击济南的日军，彻底打烂日军的指挥系统，叫他们乱成一团，才没有时间和精力再顾及我们南征。第二步，南征武汉还有一个大障碍，就是徐州的小鬼子航空兵，他们控制着周围几千里的地方，如果夺取不了这里的制空权，进军武汉也是一句空话。
如果徐州的制空权夺到了，那么第三步就按照你们的计划，可以空降伞兵了，到那时候，才是真正地支援了武汉大会战。当然，那场战役将更加复杂，更加需要智慧，因为我们的兵力有限，只能是在最恰当的时间，最恰当的地点，最恰当的时机打击最需要我们打击的敌人。伞兵空降也不是这么容易的事儿，正好我们有飞机，当务之急，是抓紧进行实战空降训练。”
范筑先首先大叫一声，然后鼓掌道：“好！说到点子上了，和我们想的一样。”
张维翰说：“这三步，哪一步也离不开空军，特别是制空权，主要是指望你们了。”
韩行听了，也是连连地点头，心里说：“不亏为真正的军事专家，我和你相比，不过也就是一个稍微懂点儿军事知识的小混混而已。”
韩行又说道：“日军留下来的，还有12架飞机。另外还有大批的油料和炸弹，以及一些空军用的物资，可够我们的战机用一阵子的了。”
徐大说：“你们看看是不是可以这样，这些小鬼子的飞机，操作起来也并不复杂，是不是开个短期航校，培养一下我们自己的飞行员，来操作这些飞机。至于小鬼子留下来的汽油为航空汽油，而我们用的则是航空煤油，不是一个油类，还好，这些航空煤油我们都带来了。”
范筑先又大叫一声：“好，那就麻烦徐司令了，抓紧办一个航校，培养我们的飞行员，就用我们中国的飞行员，驾驶着日本的飞机，来打击日本人吧。至于那些汽油吗，你们不用，就让日本飞机用呗，反正就是用了，也不感谢那些日本人。”
范筑先说完了这句有点儿幽默的话，引起了大家的一阵嘻笑。
喝完庆功酒后，各部队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准备。飞机场的周围，每天都有飞机起落，那是运8—运输机运载着伞兵在进行着实际的空降训练。
还有就是，快速航校也开课了，每天都有新驾驶员驾驶着日本飞机升起来，落下去，在空中飞几圈。战争时期，一切都破了例，新驾驶员今天开课，明天就要飞上蓝天去实践。
也就是在这几天内，范筑先的各路部队二万多人，正在向济南市、津浦沿线发起着连续不断的进攻，目的是骚扰敌人，使敌人弄不清我们的主要进攻目标到底是在哪里。
在这支队伍里，就有一支“娃娃兵”，也叫抗日挺进大队，大队长是范树民，也就是范筑先的小儿子。
范树民于1920年生于山东馆陶县，也许是由于父亲范筑先的影响吧，从小就喜欢使枪弄棒；识全了字后，尤其好读古代小说，特别是《水浒传》《岳飞全传》《隋唐演义》，深受小说中英雄人物事迹的影响，与志趣相同的少年嬉戏时，常与岳云、罗成小英雄相比，经常不离口的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范筑先到了聊城就任县长后，范树民也随着父亲来到了聊城，在聊城第二中学上学。
这时候的聊城，正是多事之秋，日本人疯狂入侵，而国民党和日本人签订了《何梅协定》，强迫撤出华北驻军，搞所谓的华北自治，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
北平爱国学生有感于国难深重，已经到了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爆发了“一二。九”救亡运动。
第3回 抗日挺进队的娃娃兵 一
聊城二中学生也和全国各地学生一样，对日寇的侵略和国民政府的卖国罪行无不义愤填膺，纷纷举行各种抗日活动，来声援北京的学生。
范树民在游行中，向学生们大声地呼喊：“奋勇杀敌寇，马革裹尸还”的决心，讲到激昂处，不禁满脸通红，热泪奔流。
游行完了后，他和同学们来到了聊城城南大堤上，在大堤上面对着一望无垠的碧绿田野，对着鸟语花香的大地，他唱起了李煜的诗词《lang淘沙。怀旧》：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想到即将破碎的山河，想到即将被日本占领的聊城，想到即将沦为奴隶的自己，不禁声泪俱下。
他又唱起了岳飞的《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范树民的手一挥，所有的学生都和他一齐唱了起来，高昂的歌声冲向了云霄，冲向了中国的大地，回旋在所有的中国人的心中。
1938年2月，为了培养抗日干部，山东省第六区抗日游击司令部、政训处决定成立青年抗日挺进大队，任命范树民为大队长，何方为参谋长，阎戎为政治主任，各县的富有抗日爱国热情的表年学生纷纷参加，很快就有了120余人。
青年抗日挺进队的成员，最大的二十三岁，最小的才十五岁，大部分是聊城省立二中的学生，还有来自临清、禹城等地的小学教员和高小学生，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娃娃兵，但是在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的时候，他们一个个具有抗战爱国的一腔热血，誓为保卫祖而流尽最后一滴血。
挺进队不是一个战斗部队，也不是一个学校，而是一个教导队性质的抗日组织。刚成立时，没有政治教育，没有党的组织，每天都是“立正”“稍息”等旧式的军事操练。
过了不久，挺进队即遵照**鲁西北特委的指示，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抓了思想教育，安排政治课和时事报告，由阎戎和何方讲课，讲解党的“十大纲领”“论持久战”和国内外形势等。
另外，还教唱抗战歌曲，启发队员的民族意识及爱国主义思想，办起了“救亡室”墙报。这些活动，使队内的政治空气很快活跃起来，挺进队员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增强了抗战胜利的信心。在此基础上，秘密发展党的组织和入党积极分子。
挺进队有一个副大队长，叫高庆云，他是王金祥的参谋处派到挺进队来的一个旧军官。看到了挺进队的这些变化，他就不满意了，说起了风凉话：“讲政治不能把日本人打跑，”“学政治当不了官，就凭着办个墙报，唱个歌曲就能把日本人赶跑，我就不信。”“这都是***的宣传，我非叫参谋处把这些政治课取消不行。”
他在琢磨着怎样利用手中的权利打击一下政治上要求进步的积极分子。
终于一天，他看到机会来了，当时有一个政治上非常要求进步的青年叫王小路。王小路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没有给他打敬礼，他一下子就把王小路给截住了，大声喝道：“王小路，你回来！”
王小路只好回来了，对高庆云说：“高队长，你叫我回来有什么事啊！”
高庆云恶狠狠地对他训斥道：“作为一个挺进队员，你知道见了长官应该干什么吧？”
王小路这才想起来，刚才脑子一时走神，忘了给高庆云打敬礼了，只好说：“对不起，是我的不对，我这就给你打个敬礼。”说着，给高庆云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高庆云本来就是来找事的，哪能放过了王小路，又训斥王小路说：“补个军礼就完事了吗，哪能这么容易，这回不让你长长记性，你就永远记不住。先自己抽自己两个耳光，然后罚站一个小时。”
这样的处罚，王小路有些受不了了，对高庆云还嘴道：“高队长啊，我有错误是不错，你也不能这样对待我啊！是不是做得有些过分了。”
高庆云就是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对王小路进行羞辱，就是要打击一个积极分子们的情绪，一听王小路竟敢反抗，这还了得，立刻就暴跳起来，大声吼叫着说：“好呀，王小路，你竟敢目无长官，还出言不逊，好了，你必须打你自己四个耳光，罚站二个小时。”
当时人是越聚越多，都在观察着这个事情，有的人早就对高庆云不满，只是人家是副队长，敢怒而不敢言。
阎戎早就看清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过来对高庆云笑着说：“高队长啊，年轻人犯了错误，我们应该教育才是，不应该这样处罚吧！”
高庆云一看还有人来为王小路帮腔的，心里更为生气，冷嘲热讽地说：“阎主任啊，你不要替他说话，你是政治部的，管好政治上的事情就行了，这是我行政上的事情，劝你还是不要管得太宽了吧！”
“这怎么能是管得太宽呢！”阎戎这下子抓住高庆云的理了，“高队长啊，我们身为长官，就得负起教育他们的责任。打骂、处罚是旧军队的一套，我们新式的抗日军队不兴这一套。这样做是旧军阀的作风，范司令的部队里，早就不兴这一套了。”
挺进队员们见有政治部主任为他们撑腰，这下子胆子都大了起来，七嘴八舌地说：“我们是来抗日的，不是来受气的。”“队员们犯了错误，改正了就行了，这样的处罚，根本就是打击报复。”“打耳光，罚站，这都是旧军队的习气，早就禁止了的，怎么高队长又拾起来了。”
参谋长何方也走了过来，在悄悄地观察着这一切，高庆云一看参谋长来了，他认为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就要逼着何方表态，他对何方说：“何参谋长，王小路目无长官，见了长官不敬礼，我处罚了他一下，阎主任竟然帮着王小路说话，这样下去，我还怎么带兵。何参谋长，你看这个事情怎么着是好？”
何方也早就看透了这个事情，哪能帮着高庆云说话，就笑着说道：“高队长，我们是新式的抗日军队，队员们有错误，可以用批评教育的方法，至于扇耳光，罚站这一套，这是旧军队的习气，早就破除了，我们哪能再用呢？”
这一席话也把高庆